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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王财眯着眼睛想了一下，“我认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差别在于对于土地的态度，你所说的封建制度强调的是统治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将农民牢牢的控制在土地上，而资本主义却恰恰相反，他们所需要的是自由的工人来实现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为了能够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转变成自由工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必需打破封建制度对土地的控制，不知道我这样说你可以理解吗？”
屋子里的年青人都听得很仔细，郑皆冰更是生怕漏了一个字，他根本没有想到王财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来，在他看来，中国的封建官僚，无论是清廷的督抚还是太平天国的王候，都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突然从王财嘴里听到这些，确实是措手不及。
看到这些人听的认真，王财忍不住心下得意，看来“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还真能借来胡说一通，当下琢磨了一会接着道：“所以不应该把封建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立起来，两者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我想你留学英国，这件事情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吧？对，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由工人，圈地运动迫使大批农民离开了土地，可以说这是强制性的实现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自由工人的需求，在我看来，如果能够通过政策调整，鼓励一部分农民转向工、商业，那就可以避免两者的对立。”
“殿下，但是如果政策的制订者是封建土地所有者，那所制订的政策如何能够保证这些政策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呢？就比如中国历来就轻视商业，士、农、工、商，这商就被排在了最后的，”郑皆冰略一沉思，马上反驳道。
“你问得很好，为什么中国历来重农轻商，这与生产力有关系。什么是生产力？嗯，简单的说就是生产能力，”王财已经完全开始天马行空的胡说了，“你们知道过去这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吗？我想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曾有个统计，当时一亩地能产粟一石半，要是遇上天灾，那往往就只有七斗、五斗甚至三斗，到了汉朝时，最好的年景也不过才五石，时至今日，因为连年天灾，一亩地往往只有8斗粟、5斗麦，这么点粮食哪够人吃呢？如果此时还鼓励农民去经商的话，那岂不是要饿孚遍野了？因此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会把耕种放在首位，让老百姓吃饱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重农轻商也正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年景好转，商业才有可能发达起来，比如南宋时期，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南宋高宗末年市舶岁入达到200万贯，当时的工商业好不兴旺，但是你们能说南宋朝廷是在搞资本主义工商业吗？我看怕不能吧！”王财顿了一下，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接着道，“至于你刚才说政策制订的问题，我看任何一位贤明的君主都会把制订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放在首位，正如你们一路上所看到的，如今我在天朝推行的政策不也是保护工商业的吗？有时间你们可以去江苏、浙江看一看，那里有很多地主把土地交给了国家，转而投资工商业，很多农民都跑到工厂做工，因为一两银子的月钱相对于他们种地所得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还有人驾着马车跑运输，这样不就自然而然的调整了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工商的对立吗？”
“那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呢？”郑皆冰又追问道，“殿下有如此的胸襟见识，但是殿下千秋之后呢？继任者会不会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呢？这却是没有保障的，学生以为这完全是由统治者个人喜好与才干决定的，如今的天朝，辅王殿下主政当然是百姓的幸事，但将来……这可谁也说不准的……”郑皆冰说着说着就犹豫着不敢再说下去了。
王财哈哈一笑，摆了摆手示意他并不介意，略一沉思，王财便接着道：“你说的这些确实说明你考虑了很久，不错，政策的连续性如何来保证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世代相传的皇权确实无法保证每一位继任者对任何事情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臣子们的帮助了，以我们天朝为例，在我们的政策制订者当中，有士林儒生，有工商巨头，哦，就是胡雪岩，还有洋务专家，甚至还有和你一样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他们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内阁，通过共同商讨来制订适合国情的政策，我认为，只要保证内阁的独立性，就完全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蹰而就是不行的。将来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同样有机会加入这个政策制订者的行列。”
王财最后一句话显然让这些留学海外的年青人激动起来，参与到中国走向富强进程中去，对于这些热血青年来说的确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就连那个一直问个不停的郑皆冰都开始有些坐不住了，看到他们终于不再纠緾这个制度问题，王财总算是放下一颗心。
相关史实（不记入正文字数，不满千字不收费）：
1、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曾经对当时的粮食亩产量有过记录：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河北省大城县丰年亩产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为1.2石粮，道光八年（1828年）为8斗粟，咸丰十年（1860年）只收5斗麦。――参考光绪年《大城县志》。
2、本章中王财所说的内容只是情节需要，大家也不需要深究，毕竟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本章只是为了将来的政体做一个铺陈，锄头限于水平有限，只好请大家耐着性子看了。
3、昨天没有讨月票啊，大伙就狠心一张也没有给锄头，今天锄头只好拉下脸皮再来讨了，月票、推荐、收藏，一个都不能少，大伙要加油帮锄头顶啊。
[奉献]
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王财眯着眼睛想了一下，“我认为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差别在于对于土地的态度，你所说的封建制度强调的是统治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将农民牢牢的控制在土地上，而资本主义却恰恰相反，他们所需要的是自由的工人来实现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经济，为了能够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转变成自由工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必需打破封建制度对土地的控制，不知道我这样说你可以理解吗？”
屋子里的年青人都听得很仔细，郑皆冰更是生怕漏了一个字，他根本没有想到王财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来，在他看来，中国的封建官僚，无论是清廷的督抚还是太平天国的王候，都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突然从王财嘴里听到这些，确实是措手不及。
看到这些人听的认真，王财忍不住心下得意，看来“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还真能借来胡说一通，当下琢磨了一会接着道：“所以不应该把封建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立起来，两者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我想你留学英国，这件事情应当是比较清楚的吧？对，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由工人，圈地运动迫使大批农民离开了土地，可以说这是强制性的实现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自由工人的需求，在我看来，如果能够通过政策调整，鼓励一部分农民转向工、商业，那就可以避免两者的对立。”
“殿下，但是如果政策的制订者是封建土地所有者，那所制订的政策如何能够保证这些政策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呢？就比如中国历来就轻视商业，士、农、工、商，这商就被排在了最后的，”郑皆冰略一沉思，马上反驳道。
“你问得很好，为什么中国历来重农轻商，这与生产力有关系。什么是生产力？嗯，简单的说就是生产能力，”王财已经完全开始天马行空的胡说了，“你们知道过去这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吗？我想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曾有个统计，当时一亩地能产粟一石半，要是遇上天灾，那往往就只有七斗、五斗甚至三斗，到了汉朝时，最好的年景也不过才五石，时至今日，因为连年天灾，一亩地往往只有8斗粟、5斗麦，这么点粮食哪够人吃呢？如果此时还鼓励农民去经商的话，那岂不是要饿孚遍野了？因此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会把耕种放在首位，让老百姓吃饱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重农轻商也正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年景好转，商业才有可能发达起来，比如南宋时期，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工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南宋高宗末年市舶岁入达到200万贯，当时的工商业好不兴旺，但是你们能说南宋朝廷是在搞资本主义工商业吗？我看怕不能吧！”王财顿了一下，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接着道，“至于你刚才说政策制订的问题，我看任何一位贤明的君主都会把制订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放在首位，正如你们一路上所看到的，如今我在天朝推行的政策不也是保护工商业的吗？有时间你们可以去江苏、浙江看一看，那里有很多地主把土地交给了国家，转而投资工商业，很多农民都跑到工厂做工，因为一两银子的月钱相对于他们种地所得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还有人驾着马车跑运输，这样不就自然而然的调整了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工商的对立吗？”
“那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呢？”郑皆冰又追问道，“殿下有如此的胸襟见识，但是殿下千秋之后呢？继任者会不会继续推行这些政策呢？这却是没有保障的，学生以为这完全是由统治者个人喜好与才干决定的，如今的天朝，辅王殿下主政当然是百姓的幸事，但将来……这可谁也说不准的……”郑皆冰说着说着就犹豫着不敢再说下去了。
王财哈哈一笑，摆了摆手示意他并不介意，略一沉思，王财便接着道：“你说的这些确实说明你考虑了很久，不错，政策的连续性如何来保证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世代相传的皇权确实无法保证每一位继任者对任何事情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臣子们的帮助了，以我们天朝为例，在我们的政策制订者当中，有士林儒生，有工商巨头，哦，就是胡雪岩，还有洋务专家，甚至还有和你一样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人，他们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内阁，通过共同商讨来制订适合国情的政策，我认为，只要保证内阁的独立性，就完全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蹰而就是不行的。将来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同样有机会加入这个政策制订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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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曾经对当时的粮食亩产量有过记录：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河北省大城县丰年亩产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为1.2石粮，道光八年（1828年）为8斗粟，咸丰十年（1860年）只收5斗麦。――参考光绪年《大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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