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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板好色，也许是男人的天性，我没有觉得哪不好。但我有时会告诉他，要色就色得有品位一点，有钱人嘛，别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
他常常出其不意的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昆仑饭店或亮马河酒店吃饭什么的，吃饭的时候，他身边总有几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他太太，他太太还在洛杉矶。我们边谈事，他边和那些女人说荤话，他和女人开玩笑的时候，我就喝酒，有时也和那些女人搭个话，我曾经问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象小姐的女孩的职业，她想了想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听完差点把口中的酒喷出来，如果她说她是歌星，我会觉得理所当然。这种谈工作的方式多了，我也随意了些。谁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保准不会有半点惊讶。
我老板是做投资的，准确的说是做风险投资的，我真正认识这新东西是在我老板身上。做投资和做实业真的差得很多。他总是用一句-----后来变成黄色经典----的话教育我们：想喝奶干嘛就一定要把奶牛牵回家。
有时他会感叹一句：好久没挣钱了。但绝对不会好久没找女人了。因为我总是帮他做一些和女人有关的事。那年年28，马上就过年了，他叫我帮他订去意大利的米兰的机票，两张，另一张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女人的名字；还有米兰和罗马的酒店。准备年初一起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哪个女人的主意。那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别的员工都早早放他们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黑天黑地的打电话。意大利人说英语总是很滑稽，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等基本搞定了，已经快天黑了。老板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在帮他搞点美金，我说我现在去哪弄，银行也关门了，再说中国银行也不是随便就能换美金的，我生气地说是不是叫我晚上去抢银行。他乐了，乐了一会就哄哄我，我只好给朋友们打电话，好不容易有一个专做外贸的朋友可以换给我一万美金。
天真的黑了。送机票的小伙子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他和我一样可怜。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我的家在福建，不知他家在哪里，但我敢肯定他也不是北京人。我又一年没回家过年了。我咬着牙根恨，不是恨我老板，其实我对他一点也不生气，我是恨那个女人，绝对是她无事生非。大过年的，去什么意大利。
我从认识老板那天起就直呼其名，没叫过什么总什么懂的，我不太愿意动不动就王总李总的，叫起来别扭。甚至有种强烈的感觉这是在贬低对方。我叫他名字，他也觉得比叫什么总舒服。我不事故，在老板眼里，我象个读书人，他乐于叫我做事，我也乐于帮这种留过洋的人打工，少了许多逢迎拍马的礼节。
老板很会玩，但做起事来比我们还拼命，我们常常在深圳的公司开会，开到晚上12点。尤其是打收购战的时候，大家象拼着命上战场，绷紧神经往前冲，老板也一样，几千万扔进去怎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老板和我们不同的是，不管多晚，他也要赶回他香港的家，我至今不知道香港有哪个女人等着他。
他一天到晚总是在飞机上，深圳、北京、上海、美国、香港，我觉得这种人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坐在飞机上总觉得不踏实。
911以后，他把太太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了。两个孩子挺可爱，大女儿5岁了，不太会中文，但很快就和我们的司机小田混得可以开玩笑了；小女儿还不到一岁，见到陌生人便怯生生地盯着人看，逗她也不笑。老板太太年纪不算大，34、5的样子，计算机博士。我见到她时，就不住地想，这么有钱的人，居然能读完博士。她到北京时，生着一种穷人生不起的富贵病，回北京一半是为了避难一半是为了看病。
这样，老板应该会收敛一些了，我想。
但没多久，老板太太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老板，说他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说他好像不在北京吧，会不会到深圳去了。她说她给深圳打过电话，也找不到，而老板的手机总是关着。这可怜的女人在美国时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叫我转告老板，如果再不回美国就离婚。
其实从老板经常给他太太的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很爱他太太。可就是做不好一个好丈夫。 没多久，我离开老板这家公司了。因为我和老板总是为了工作吵架，最后吵到我不爱吵了，就离开了。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们俩谁不对，我也没觉得他哪不好。
过了一阵，我原来的秘书打电话来诉苦，说她被老板大骂一顿，还被骂哭了。原因是老板叫她去国贸参加一个房展，在北京团结湖一带（离lane的办公室很近）有栋新盖的楼还剩10几套房子，务必让小秘书带着支票去买下一套来。那天小秘书舍不得打车，坐公交车去的，到了国贸，那几套房子已经卖完了。我说老板在北京已经有这么多房子了，还买来干嘛？小秘书气愤地说，鬼知道是给哪个小姐买的。
这么能干的小女孩，我真没见过她哭的样子。
我老板好色，也许是男人的天性，我没有觉得哪不好。但我有时会告诉他，要色就色得有品位一点，有钱人嘛，别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
他常常出其不意的给我一个电话，让我去昆仑饭店或亮马河酒店吃饭什么的，吃饭的时候，他身边总有几个女人，但没有一个是他太太，他太太还在洛杉矶。我们边谈事，他边和那些女人说荤话，他和女人开玩笑的时候，我就喝酒，有时也和那些女人搭个话，我曾经问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象小姐的女孩的职业，她想了想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听完差点把口中的酒喷出来，如果她说她是歌星，我会觉得理所当然。这种谈工作的方式多了，我也随意了些。谁再告诉我她是作家，我保准不会有半点惊讶。
我老板是做投资的，准确的说是做风险投资的，我真正认识这新东西是在我老板身上。做投资和做实业真的差得很多。他总是用一句-----后来变成黄色经典----的话教育我们：想喝奶干嘛就一定要把奶牛牵回家。
有时他会感叹一句：好久没挣钱了。但绝对不会好久没找女人了。因为我总是帮他做一些和女人有关的事。那年年28，马上就过年了，他叫我帮他订去意大利的米兰的机票，两张，另一张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女人的名字；还有米兰和罗马的酒店。准备年初一起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哪个女人的主意。那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别的员工都早早放他们回家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黑天黑地的打电话。意大利人说英语总是很滑稽，折腾了半天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等基本搞定了，已经快天黑了。老板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在帮他搞点美金，我说我现在去哪弄，银行也关门了，再说中国银行也不是随便就能换美金的，我生气地说是不是叫我晚上去抢银行。他乐了，乐了一会就哄哄我，我只好给朋友们打电话，好不容易有一个专做外贸的朋友可以换给我一万美金。
天真的黑了。送机票的小伙子在楼下给我打电话，他和我一样可怜。大家都回家过年了，我的家在福建，不知他家在哪里，但我敢肯定他也不是北京人。我又一年没回家过年了。我咬着牙根恨，不是恨我老板，其实我对他一点也不生气，我是恨那个女人，绝对是她无事生非。大过年的，去什么意大利。
我从认识老板那天起就直呼其名，没叫过什么总什么懂的，我不太愿意动不动就王总李总的，叫起来别扭。甚至有种强烈的感觉这是在贬低对方。我叫他名字，他也觉得比叫什么总舒服。我不事故，在老板眼里，我象个读书人，他乐于叫我做事，我也乐于帮这种留过洋的人打工，少了许多逢迎拍马的礼节。
老板很会玩，但做起事来比我们还拼命，我们常常在深圳的公司开会，开到晚上12点。尤其是打收购战的时候，大家象拼着命上战场，绷紧神经往前冲，老板也一样，几千万扔进去怎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老板和我们不同的是，不管多晚，他也要赶回他香港的家，我至今不知道香港有哪个女人等着他。
他一天到晚总是在飞机上，深圳、北京、上海、美国、香港，我觉得这种人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不坐在飞机上总觉得不踏实。
911以后，他把太太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了。两个孩子挺可爱，大女儿5岁了，不太会中文，但很快就和我们的司机小田混得可以开玩笑了；小女儿还不到一岁，见到陌生人便怯生生地盯着人看，逗她也不笑。老板太太年纪不算大，34、5的样子，计算机博士。我见到她时，就不住地想，这么有钱的人，居然能读完博士。她到北京时，生着一种穷人生不起的富贵病，回北京一半是为了避难一半是为了看病。
这样，老板应该会收敛一些了，我想。
但没多久，老板太太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老板，说他好几天没回家了。我说他好像不在北京吧，会不会到深圳去了。她说她给深圳打过电话，也找不到，而老板的手机总是关着。这可怜的女人在美国时就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叫我转告老板，如果再不回美国就离婚。
其实从老板经常给他太太的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很爱他太太。可就是做不好一个好丈夫。 没多久，我离开老板这家公司了。因为我和老板总是为了工作吵架，最后吵到我不爱吵了，就离开了。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我们俩谁不对，我也没觉得他哪不好。
过了一阵，我原来的秘书打电话来诉苦，说她被老板大骂一顿，还被骂哭了。原因是老板叫她去国贸参加一个房展，在北京团结湖一带（离lane的办公室很近）有栋新盖的楼还剩10几套房子，务必让小秘书带着支票去买下一套来。那天小秘书舍不得打车，坐公交车去的，到了国贸，那几套房子已经卖完了。我说老板在北京已经有这么多房子了，还买来干嘛？小秘书气愤地说，鬼知道是给哪个小姐买的。
这么能干的小女孩，我真没见过她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