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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过了乌泉，再往西走半小时，就是南德了。
车过南德时天上连个月亮都没有，我的视线穿过南勐山黑黝黝的阴影，在远处吃力地看到一些星星点点的灯火，那灯火的疏落让我看出这里并非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繁华与否，夜晚才是真正的标志，再冷清的城市到了白天也会被阳光激活，而夜幕一落才又奄奄一息。南德沉默的远景就显示了它夜间的萧索，它的美丽和丑陋，无一不躲进厚重的夜色里，夜色由此而变得特别神秘和深不见底，似乎藏得住一切复杂的原因和结局。
从心情上说，我特别想在这里下车，好好地看一看这座深不可测的小城，好好看一看缉毒大队的那个院子。那院子在我的想象中已经被一再地扩大，大得像一座幻觉中的城堡。我还想看看在那院子的斜对面，只隔了一个街口的路程，安心住过的那间依崖傍水的吊脚楼。我甚至还想去看看，毛家的旧址，在那个深夜的搏杀之后就家破人亡的院落。那院落不知后来是否充公拆建物是人非，或者，早在何时做了谁家的新宅。
但我没有下车，我的目的地还在前面，我必须继续前行。按列车时刻表记载的钟点，我将在天亮之前到达清绵。
毛杰这个案子在毛家战斗结束之后，基本上算是告破了。毛杰的母亲被依法逮捕，父亲被当场击毙。虽然毛杰的哥哥毛放下落不明，但这个以毛杰父母为主干的贩毒据点已不可能再发生作用。因此可以说，缉毒大队一直在苦心寻找的这条毒品线路在南德的老窝，基本上算是被一举摧毁了。
毛杰的哥哥毛放，人称毛猴，据群众反映是个地道的狠主儿，周围邻居一向都很怕的。毛猴是毛放小时候的外号，想必小时候是个营养不良的样子。可从公安机关搜查毛家看到的照片上，成年的毛放是一个身材粗大、面目凶残的壮男，跟他弟弟毛杰的外表几乎没有半点相像之处。没准儿他俩有一个是他爸妈捡来的。后来缉毒大队围绕毛放这条线索又做了大量侦查调查工作，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也参与贩毒，所以一直没有正式作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部署追缉。
安心在这案子的侦破调查工作稍稍告一段落之后，以身体有病为由，请假和铁军一起回了清绵老家。她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事情，也并不是为了养病，她只是想调整一下自己混乱的心情。在走之前，她和潘队长做了一次私下的长谈，把她和毛杰从认识到交往到分手的详细过程，连同自己在毛杰被捕后曾有过的那些隐秘的彷徨和念头，统统向潘队长做了坦白。坦白也是一种倾诉，她需要倾诉。她一向把老潘当做自己的兄长，当做像父亲那样的兄长看待的，他是她唯一可以与之彻底敞开心扉的人。包括那些连铁军也必须瞒着的事情，她都可以告诉老潘。哪怕老潘骂她，骂她没有像他心目中那类优秀的女孩子那样，立场上敌我分明，生活上守身如玉。老潘骂的是对的，他说安心啊安心，你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怎么还干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情。他骂了一通，安心哭了一通。他骂完了，安心也哭完了。然后他准了安心的假。尽管，安心没有明确地向他提出要求，但他们结束谈话时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安心和毛杰的事，老潘不告诉铁军。
安心回清绵去了。铁军是很赞成她这样停下工作，好好去休息一阵的。安心经常加班他是知道的，他原来还真没想到在公安基层单位工作会这么辛苦，连安心这种女同志也不能例外，连怀了孕也不能例外，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当安心提出回家看看父母同时也休息一下的想法时，他一百个赞同，并且主动向报社请了事假，陪着安心一起回了清绵。
清绵是个小地方，却有中国西南最优美最经典的山峰和湖水，但这并不是清绵真正的诱人之处，清绵最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幽静，是那种与世隔绝的曲折和偏僻。这是一个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的去处。
他们在清绵呆了将近十天，这是安心自离家远行之后回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每天，她和铁军一起划一条小船，从她家附近的高山平湖漂向对岸。对岸是一大片看不到人迹的草坪，草坪的尽头，连接着古老的原始森林。几乎每个白天，这里都是阳光明媚，脸上的风也很柔和。柔和的风也是有它特殊的力量的，它能吹去你心上积沉的灰垢和隐隐的烧灼。
享受了轻风和太阳，他们再划船回家。安心的妈妈每天都会做些可口的食物，比如像雕梅、水豆豉、菜花腌菜拌蜂仔之类的小吃，款待他们。水豆鼓是清绵特有的美食，很合铁军的胃口，但拌蜂仔这种鲜活的东西他这种在广屏城里长大的人就有点消受不了了。这是清绵的一种比较野的吃法，就是把山里的草蜂、葫芦蜂的蛹，用开水洗烫，除去外皮和杂质，加上辣椒油和花椒粉往水腌菜里一拌就吃。水腌菜铁军还吃得惯，但对菜里那些白嫩鲜活的蜂蛹，就不敢下筷子了。安心从小喜欢吃蜂仔，正好乐得一人独吞。吃妈妈做的东西，和妈妈聊天，是安心平时最渴望的事情。而在她身心疲惫的此时，母亲用这些她从小熟悉的食物和娓娓道来的交谈，以及堂屋里暖和的炉火，让安心觉得自己内心每一个蜷缩的角落都被轻轻地熨平了。
母亲和她聊了她小时候的很多故事，也聊了她的未来就要出生的孩子，聊了把孩子一点一点带大的那些辛劳与乐趣。这些都是最温情的话题，都是令人幸福不已的话题。尤其是在和铁军一起聊起这些的时候。
在她告别父母离开清绵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她的身心经过有效的调整，已经有能力摆脱和忘掉过去的那些阴影。回到南德之后，她像往常一样很专心地投入了工作。潘队长有意识地不再让她参与毛杰这个案子的扫尾工作。这案子队里正忙着准备向检察院呈报提请起诉的材料，她作为内勤，又在这案子的侦破过程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本来是应当参与的。但潘队长没让她参与，分配她去干些别的。她就去干别的，也不向潘队长提这事，两人心里有数。后来这案子依法定程序报到检察院去了，向法院起诉就是检察院的事儿了。于是慢慢地，毛杰这两个字在缉毒大队，几乎再也无人提起。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安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队里对她的照顾，也越来越具体。比如，不再让她加班，每天上下班尽量让顺路的车到她家弯一下接送。毛杰不在了，安心也敢回宿舍住了。她和铁军常常就住在她的宿舍里，省得来回跑，万一搞歪了胎位颠了孩子得不偿失。再说安心也不好意思总让队里用车接送显得特殊影响不好，要是住宿舍的话她上班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一拐就到。只是铁军去报社往返要远一点，比较辛苦。好在他们当记者的也不是每天坐班。
看得出铁军很盼着这个孩子，那些天他们之间的话题最多的就是说这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起个什么名字？该为孩子提前准备些什么？孩子生下来是自己带还是交给姥姥或奶奶？……总之，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出世，那一段成了铁军和安心共同生活中最重要的心思。
所以，铁军对老潘他们照顾安心是相当感激的。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交式的，你今天送我一袋米，我明天就还你一束肉，礼尚往来。可铁军又能拿出什么来回敬潘队长和缉毒大队呢？有的！他是记者，记者有记者的本事。现在新闻单位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机构，这机构里的人个个都是无冕之王，属于手中有权的一类。记者手中有什么权呢，他们手中的权叫做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有权说你好，也有权说你坏。说你好会使你得到利益，说你坏会损害你的利益甚至把你毁了，很要命的。铁军所能回报缉毒大队的，就是说缉毒大队好。把缉毒大队说成一个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前仆后继的，为国为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当然，这样说缉毒大队，这样说队长老潘，也不为过，至少安心就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比这还感人呢。那些感人的东西在缉毒大队，都是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事，可要是你仔细地想一想，上到某个理论高度总结总结，那都是事迹，上报纸上电视都拿得出去。
铁军先是找了南德电视台的熟人，促成了一次采访。主要是采访毛杰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来在当地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播出，老潘和老钱都上了电视。不过按照保护原则，他们的脸部都用技术手段在屏幕上给遮掉了，声音也做了处理。毛杰的家——那个战斗的现场——也被摄入镜头，毛杰和他母亲也在镜头前过了一下，很短，没多渲染。连毛杰父亲的尸体都给了个远镜头，只晃一下即过，避免让血腥污染了观众的耳目。电视重播时安心和铁军在家看了，铁军挺兴奋，说以后得好好谢谢电视台的朋友。安心默默地看，什么都没说。
在电视节目中播这件事也就是两分钟的长度，宣传效果以事件为主，铁军后来觉得不够过瘾，没有把他对缉毒大队所要表达的感谢体现出来。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南德日报》的哥们儿，找了一个擅长写报告文学的专栏记者，据说在当地算是个名记，让他专门来采访缉毒大队，专门以写人为主，写当代公安民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个精神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觉得过时，可很多过时的东西多少年后旧话重提又成了新鲜。这件事得到了南德市的政法委、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缉毒大队要认真配合、协助日报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对公安禁毒事业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潘队长把这事交待给了副队长老钱。对接待记者的这类采访他与其说是不重视，不如说是不擅长。老钱其实也不擅长，完全是当个政治任务似的整天陪着记者介绍情况，给他讲案例，讲过去牺牲的一些同志的事迹。活着的人主要讲了老潘。不过老潘刚从沙矛地区调来没两年，老钱过去也不认识他，所以谈不出太多。记者觉得材料还不够，又让他再谈谈别人。让他别光说形容词，什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牺牲什么的，不用多说，怎么形容我们都知道。您就说事情，多举些例子，例子，我就要例子！
钱队长说了些例子，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安心。记者一听安心是个年轻女同志，又是个大学生，在这种边远地方和这帮男爷们儿一块出生入死，有了兴趣。按他们记者的行话叫：有新闻点、有新闻价值。于是便重点问安心的事。老钱就一通说，当然不外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之类的事。记者还是让他举例子——有没有深入虎穴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例子？老钱听明白了，他是想要故事性强的事儿，能吸引读者的事儿。于是他说了毛杰这个案子，说到乌泉接头，船上的那一场大戏，说得绘形绘色，听得那记者眉飞色舞。而且，最后让记者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安心和毛杰以前的关系。老钱这下可算是彻底满足了记者对戏剧性的渴求——什么？她和他原来是朋友？是什么朋友？噢，是那种朋友。哎，你刚才不是说她都结婚了吗？噢，是以前的朋友，噢，是吗！不过那也很有意思，也算大义灭亲了，也不容易。女同志一般都比较重感情，比较念旧，特别是对这么年轻的女同志，确实是考验。这是个很严肃的主题，是感情战胜正义，还是正义战胜感情的问题，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就确实成了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跟我没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是把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些年，小道理总是比大道理更有道理，所以这个例子你讲得好，有典型性，有教育意义。
记者满载而归，老钱也完成了任务，大家各得其所。后来那记者在《南德日报》上用了一个整版，刊出他的采访报道。这个报道在发表前送呈公安部门审核时，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隐去了文章涉及的敌我双方人员的全部真实姓名，皆以假名取代。这在禁毒斗争比较残酷的地区，当然是必要的。稿子一经刊出，据说其真实感和震撼力使很多读者为之动容，尤其在南德的老干部和老百姓当中，受到特别的好评。现在凡是“二老”说好的东西，党政领导都会鼓励，所以这篇报道在南德风光一时，不少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党团组织都奉命组织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进行阅读学习。不过那时... -->>
列车过了乌泉，再往西走半小时，就是南德了。
车过南德时天上连个月亮都没有，我的视线穿过南勐山黑黝黝的阴影，在远处吃力地看到一些星星点点的灯火，那灯火的疏落让我看出这里并非一座繁华的城市。城市的繁华与否，夜晚才是真正的标志，再冷清的城市到了白天也会被阳光激活，而夜幕一落才又奄奄一息。南德沉默的远景就显示了它夜间的萧索，它的美丽和丑陋，无一不躲进厚重的夜色里，夜色由此而变得特别神秘和深不见底，似乎藏得住一切复杂的原因和结局。
从心情上说，我特别想在这里下车，好好地看一看这座深不可测的小城，好好看一看缉毒大队的那个院子。那院子在我的想象中已经被一再地扩大，大得像一座幻觉中的城堡。我还想看看在那院子的斜对面，只隔了一个街口的路程，安心住过的那间依崖傍水的吊脚楼。我甚至还想去看看，毛家的旧址，在那个深夜的搏杀之后就家破人亡的院落。那院落不知后来是否充公拆建物是人非，或者，早在何时做了谁家的新宅。
但我没有下车，我的目的地还在前面，我必须继续前行。按列车时刻表记载的钟点，我将在天亮之前到达清绵。
毛杰这个案子在毛家战斗结束之后，基本上算是告破了。毛杰的母亲被依法逮捕，父亲被当场击毙。虽然毛杰的哥哥毛放下落不明，但这个以毛杰父母为主干的贩毒据点已不可能再发生作用。因此可以说，缉毒大队一直在苦心寻找的这条毒品线路在南德的老窝，基本上算是被一举摧毁了。
毛杰的哥哥毛放，人称毛猴，据群众反映是个地道的狠主儿，周围邻居一向都很怕的。毛猴是毛放小时候的外号，想必小时候是个营养不良的样子。可从公安机关搜查毛家看到的照片上，成年的毛放是一个身材粗大、面目凶残的壮男，跟他弟弟毛杰的外表几乎没有半点相像之处。没准儿他俩有一个是他爸妈捡来的。后来缉毒大队围绕毛放这条线索又做了大量侦查调查工作，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也参与贩毒，所以一直没有正式作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部署追缉。
安心在这案子的侦破调查工作稍稍告一段落之后，以身体有病为由，请假和铁军一起回了清绵老家。她在老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事情，也并不是为了养病，她只是想调整一下自己混乱的心情。在走之前，她和潘队长做了一次私下的长谈，把她和毛杰从认识到交往到分手的详细过程，连同自己在毛杰被捕后曾有过的那些隐秘的彷徨和念头，统统向潘队长做了坦白。坦白也是一种倾诉，她需要倾诉。她一向把老潘当做自己的兄长，当做像父亲那样的兄长看待的，他是她唯一可以与之彻底敞开心扉的人。包括那些连铁军也必须瞒着的事情，她都可以告诉老潘。哪怕老潘骂她，骂她没有像他心目中那类优秀的女孩子那样，立场上敌我分明，生活上守身如玉。老潘骂的是对的，他说安心啊安心，你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怎么还干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情。他骂了一通，安心哭了一通。他骂完了，安心也哭完了。然后他准了安心的假。尽管，安心没有明确地向他提出要求，但他们结束谈话时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安心和毛杰的事，老潘不告诉铁军。
安心回清绵去了。铁军是很赞成她这样停下工作，好好去休息一阵的。安心经常加班他是知道的，他原来还真没想到在公安基层单位工作会这么辛苦，连安心这种女同志也不能例外，连怀了孕也不能例外，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当安心提出回家看看父母同时也休息一下的想法时，他一百个赞同，并且主动向报社请了事假，陪着安心一起回了清绵。
清绵是个小地方，却有中国西南最优美最经典的山峰和湖水，但这并不是清绵真正的诱人之处，清绵最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幽静，是那种与世隔绝的曲折和偏僻。这是一个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的去处。
他们在清绵呆了将近十天，这是安心自离家远行之后回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每天，她和铁军一起划一条小船，从她家附近的高山平湖漂向对岸。对岸是一大片看不到人迹的草坪，草坪的尽头，连接着古老的原始森林。几乎每个白天，这里都是阳光明媚，脸上的风也很柔和。柔和的风也是有它特殊的力量的，它能吹去你心上积沉的灰垢和隐隐的烧灼。
享受了轻风和太阳，他们再划船回家。安心的妈妈每天都会做些可口的食物，比如像雕梅、水豆豉、菜花腌菜拌蜂仔之类的小吃，款待他们。水豆鼓是清绵特有的美食，很合铁军的胃口，但拌蜂仔这种鲜活的东西他这种在广屏城里长大的人就有点消受不了了。这是清绵的一种比较野的吃法，就是把山里的草蜂、葫芦蜂的蛹，用开水洗烫，除去外皮和杂质，加上辣椒油和花椒粉往水腌菜里一拌就吃。水腌菜铁军还吃得惯，但对菜里那些白嫩鲜活的蜂蛹，就不敢下筷子了。安心从小喜欢吃蜂仔，正好乐得一人独吞。吃妈妈做的东西，和妈妈聊天，是安心平时最渴望的事情。而在她身心疲惫的此时，母亲用这些她从小熟悉的食物和娓娓道来的交谈，以及堂屋里暖和的炉火，让安心觉得自己内心每一个蜷缩的角落都被轻轻地熨平了。
母亲和她聊了她小时候的很多故事，也聊了她的未来就要出生的孩子，聊了把孩子一点一点带大的那些辛劳与乐趣。这些都是最温情的话题，都是令人幸福不已的话题。尤其是在和铁军一起聊起这些的时候。
在她告别父母离开清绵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她的身心经过有效的调整，已经有能力摆脱和忘掉过去的那些阴影。回到南德之后，她像往常一样很专心地投入了工作。潘队长有意识地不再让她参与毛杰这个案子的扫尾工作。这案子队里正忙着准备向检察院呈报提请起诉的材料，她作为内勤，又在这案子的侦破过程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本来是应当参与的。但潘队长没让她参与，分配她去干些别的。她就去干别的，也不向潘队长提这事，两人心里有数。后来这案子依法定程序报到检察院去了，向法院起诉就是检察院的事儿了。于是慢慢地，毛杰这两个字在缉毒大队，几乎再也无人提起。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安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队里对她的照顾，也越来越具体。比如，不再让她加班，每天上下班尽量让顺路的车到她家弯一下接送。毛杰不在了，安心也敢回宿舍住了。她和铁军常常就住在她的宿舍里，省得来回跑，万一搞歪了胎位颠了孩子得不偿失。再说安心也不好意思总让队里用车接送显得特殊影响不好，要是住宿舍的话她上班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一拐就到。只是铁军去报社往返要远一点，比较辛苦。好在他们当记者的也不是每天坐班。
看得出铁军很盼着这个孩子，那些天他们之间的话题最多的就是说这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呢？起个什么名字？该为孩子提前准备些什么？孩子生下来是自己带还是交给姥姥或奶奶？……总之，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出世，那一段成了铁军和安心共同生活中最重要的心思。
所以，铁军对老潘他们照顾安心是相当感激的。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互交式的，你今天送我一袋米，我明天就还你一束肉，礼尚往来。可铁军又能拿出什么来回敬潘队长和缉毒大队呢？有的！他是记者，记者有记者的本事。现在新闻单位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机构，这机构里的人个个都是无冕之王，属于手中有权的一类。记者手中有什么权呢，他们手中的权叫做话语权，也就是说，他有权说你好，也有权说你坏。说你好会使你得到利益，说你坏会损害你的利益甚至把你毁了，很要命的。铁军所能回报缉毒大队的，就是说缉毒大队好。把缉毒大队说成一个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前仆后继的，为国为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当然，这样说缉毒大队，这样说队长老潘，也不为过，至少安心就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比这还感人呢。那些感人的东西在缉毒大队，都是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事，可要是你仔细地想一想，上到某个理论高度总结总结，那都是事迹，上报纸上电视都拿得出去。
铁军先是找了南德电视台的熟人，促成了一次采访。主要是采访毛杰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后来在当地电视台的一个专题节目中播出，老潘和老钱都上了电视。不过按照保护原则，他们的脸部都用技术手段在屏幕上给遮掉了，声音也做了处理。毛杰的家——那个战斗的现场——也被摄入镜头，毛杰和他母亲也在镜头前过了一下，很短，没多渲染。连毛杰父亲的尸体都给了个远镜头，只晃一下即过，避免让血腥污染了观众的耳目。电视重播时安心和铁军在家看了，铁军挺兴奋，说以后得好好谢谢电视台的朋友。安心默默地看，什么都没说。
在电视节目中播这件事也就是两分钟的长度，宣传效果以事件为主，铁军后来觉得不够过瘾，没有把他对缉毒大队所要表达的感谢体现出来。于是他又通过他在《南德日报》的哥们儿，找了一个擅长写报告文学的专栏记者，据说在当地算是个名记，让他专门来采访缉毒大队，专门以写人为主，写当代公安民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这个精神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觉得过时，可很多过时的东西多少年后旧话重提又成了新鲜。这件事得到了南德市的政法委、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缉毒大队要认真配合、协助日报做好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对公安禁毒事业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潘队长把这事交待给了副队长老钱。对接待记者的这类采访他与其说是不重视，不如说是不擅长。老钱其实也不擅长，完全是当个政治任务似的整天陪着记者介绍情况，给他讲案例，讲过去牺牲的一些同志的事迹。活着的人主要讲了老潘。不过老潘刚从沙矛地区调来没两年，老钱过去也不认识他，所以谈不出太多。记者觉得材料还不够，又让他再谈谈别人。让他别光说形容词，什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怕牺牲什么的，不用多说，怎么形容我们都知道。您就说事情，多举些例子，例子，我就要例子！
钱队长说了些例子，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安心。记者一听安心是个年轻女同志，又是个大学生，在这种边远地方和这帮男爷们儿一块出生入死，有了兴趣。按他们记者的行话叫：有新闻点、有新闻价值。于是便重点问安心的事。老钱就一通说，当然不外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之类的事。记者还是让他举例子——有没有深入虎穴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例子？老钱听明白了，他是想要故事性强的事儿，能吸引读者的事儿。于是他说了毛杰这个案子，说到乌泉接头，船上的那一场大戏，说得绘形绘色，听得那记者眉飞色舞。而且，最后让记者真正感到吃惊的，是安心和毛杰以前的关系。老钱这下可算是彻底满足了记者对戏剧性的渴求——什么？她和他原来是朋友？是什么朋友？噢，是那种朋友。哎，你刚才不是说她都结婚了吗？噢，是以前的朋友，噢，是吗！不过那也很有意思，也算大义灭亲了，也不容易。女同志一般都比较重感情，比较念旧，特别是对这么年轻的女同志，确实是考验。这是个很严肃的主题，是感情战胜正义，还是正义战胜感情的问题，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就确实成了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跟我没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是把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这些年，小道理总是比大道理更有道理，所以这个例子你讲得好，有典型性，有教育意义。
记者满载而归，老钱也完成了任务，大家各得其所。后来那记者在《南德日报》上用了一个整版，刊出他的采访报道。这个报道在发表前送呈公安部门审核时，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隐去了文章涉及的敌我双方人员的全部真实姓名，皆以假名取代。这在禁毒斗争比较残酷的地区，当然是必要的。稿子一经刊出，据说其真实感和震撼力使很多读者为之动容，尤其在南德的老干部和老百姓当中，受到特别的好评。现在凡是“二老”说好的东西，党政领导都会鼓励，所以这篇报道在南德风光一时，不少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党团组织都奉命组织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进行阅读学习。不过那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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