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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妤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b>译文及注释</b>
译文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
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
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
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 -->>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妤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b>译文及注释</b>
译文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
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
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
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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