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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
（一）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二）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三）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四）
总之，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