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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很小资的,把写作比作轰轰烈烈的恋爱,把文字比作矢志不渝的恋人:忧伤的时候,他静静地听我倾诉,悄悄的吻去泪痕,把微笑贴上我的脸;快乐的时候,他牵我的手,到野外去听最美的生灵唱最美的歌;当我的忧伤和快乐都死了,当我的肉体由苍白转向虚无的时候,他拥着我曾经飞扬过的思想——尽管不一定有分量,不一定打动得了别人——毫不犹豫的在我身边躺下,就像艾米莉狄金森在为美而死中写的那样
诸如此类的描绘曾一度让我对自己着了迷,一切都是理想化的,我爱文字,文字爱我,于是执著的相信这一场爱情可以天长地久,细水常流,于是毫不收敛的开始泛滥的抒情,一壶酒、一盏灯、一道茶,任何一点小情调的东西,都能用长长的段落反复描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实在过于轻薄和自负了,如同一个俗艳的女子揽镜自照,风情万种容易,深入人心却显得何其艰难。其实,我在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文字能成为恋人吗?我可以像对待恋人一般,对着文字撒娇,使小性,无理取闹或者骚首弄姿吗?——答案是不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应该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避免在文字面前孤芳自赏。而那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就更应该赶快开始一场实实在在的恋爱,空虚寂寞和虚荣本没有错太远,只是她们自欺欺人的把文字放到两腿之间把玩,错得太离谱。
想起鲁迅,想起萧红,想起野草坟和生死场,想起那些写作者的呼唤与呐喊,想起他们在文字里绽裂的伤口和生命这样的镜子面前,我无地自容。我看到了自己抒情与滥情的背后,无法掩饰的不敢直面现实的怯懦和无从把握未来的惶恐。一直以来,我的世界安定而平静,苦难对于我,仿佛夜空里的繁星,粗浅的生活体验直接导致了视野的局限。曾经的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未经风雨,看不到这世上有多少人,正拖着千斤重的脚,走过水深火热,断崖鸿沟,却开始数着自己细小的不幸,抱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赋新辞强说愁。
文字当然可以愁,可以抒情,可以轻松惬意、娱乐休闲,可是,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那些沉重的东西,更需要有人勇敢的背负和承担。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轻松亦或沉重,直面亦或回避,也许只是一次选择,只在一念之差,可是如果一个民族五年,十年,几十年中的文学艺术都被一些小巧玲珑,拿在手上把玩的东西充斥,没有坚强的骨架和温厚的血肉,就太悲哀了。纵使平凡,我也没有勇气继续留恋与文字恋爱的轻松时光。
网络的浮躁是一种阻隔,任何人,善文字的,不善文字的,任何时刻,充实的,空虚的,任何情绪,激进的,颓败的,都可以立刻宣泄于文字,轻点鼠标,就送到众人面前。伤害文字的好处更是唾手可得,煽清与惹火的描写让轻薄的写手轻易的出了名,于是我们的眼睛迷惑了,再也没有力气仔细分辨金子与沙子的光芒究竟有何不同了。但是,我想说,迎合时代不是放下尊严的理由,而文字是有尊严的!人生苦短,不多的时间应该用来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回到写作上,就是放弃那些低俗的感受,颓废的经验,做作的文风,从而坚持对人类普遍的人性、心灵、正义、爱、由苦难而至的绝望,匮乏,拯救等永恒命题的思索。(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后记)纵使暂时无力通过文字接受灵魂的拷问,我也可以要求自己的写作保持严肃和谨慎,它不能让我迷失,而要让我冷静下来,展开新的思考方向。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应该被无情的抹去。
反省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想起一些不该忘却的榜样,他们的成就领域各不相同,却有着共通的理想。王小波把“我为什么要写作”的回答归纳成四点:我觉得我有这个才能,我要享受思维的乐趣,进行诗意的创造,独白也是为了交流。顾准拆下肋骨当火把,他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应该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而强者傅雷,更用电光火石般的宣言击中我的灵魂,他在巨人三传译者序里这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再也不会重复把心摊开在文字里,等一个懂我的人来读这样小资情调的表达了。如果曾经我把写作当成骄傲的资本,当作自我麻醉的毒药,那么从今以后,我的写作只为记录思考的痕迹,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没有切实证据和充分理由,决不轻易落笔。正如王尔德在狱中记中描述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无知,是不了解自己和不敢面对自己。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是明确了写作的姿态和立场,最大的难题已经解决了。
我曾经很小资的,把写作比作轰轰烈烈的恋爱,把文字比作矢志不渝的恋人:忧伤的时候,他静静地听我倾诉,悄悄的吻去泪痕,把微笑贴上我的脸;快乐的时候,他牵我的手,到野外去听最美的生灵唱最美的歌;当我的忧伤和快乐都死了,当我的肉体由苍白转向虚无的时候,他拥着我曾经飞扬过的思想——尽管不一定有分量,不一定打动得了别人——毫不犹豫的在我身边躺下,就像艾米莉狄金森在为美而死中写的那样
诸如此类的描绘曾一度让我对自己着了迷,一切都是理想化的,我爱文字,文字爱我,于是执著的相信这一场爱情可以天长地久,细水常流,于是毫不收敛的开始泛滥的抒情,一壶酒、一盏灯、一道茶,任何一点小情调的东西,都能用长长的段落反复描摹。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实在过于轻薄和自负了,如同一个俗艳的女子揽镜自照,风情万种容易,深入人心却显得何其艰难。其实,我在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文字能成为恋人吗?我可以像对待恋人一般,对着文字撒娇,使小性,无理取闹或者骚首弄姿吗?——答案是不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应该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避免在文字面前孤芳自赏。而那些所谓的美女作家就更应该赶快开始一场实实在在的恋爱,空虚寂寞和虚荣本没有错太远,只是她们自欺欺人的把文字放到两腿之间把玩,错得太离谱。
想起鲁迅,想起萧红,想起野草坟和生死场,想起那些写作者的呼唤与呐喊,想起他们在文字里绽裂的伤口和生命这样的镜子面前,我无地自容。我看到了自己抒情与滥情的背后,无法掩饰的不敢直面现实的怯懦和无从把握未来的惶恐。一直以来,我的世界安定而平静,苦难对于我,仿佛夜空里的繁星,粗浅的生活体验直接导致了视野的局限。曾经的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未经风雨,看不到这世上有多少人,正拖着千斤重的脚,走过水深火热,断崖鸿沟,却开始数着自己细小的不幸,抱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赋新辞强说愁。
文字当然可以愁,可以抒情,可以轻松惬意、娱乐休闲,可是,生命中有不能承受之轻,也有不能承受之重,那些沉重的东西,更需要有人勇敢的背负和承担。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轻松亦或沉重,直面亦或回避,也许只是一次选择,只在一念之差,可是如果一个民族五年,十年,几十年中的文学艺术都被一些小巧玲珑,拿在手上把玩的东西充斥,没有坚强的骨架和温厚的血肉,就太悲哀了。纵使平凡,我也没有勇气继续留恋与文字恋爱的轻松时光。
网络的浮躁是一种阻隔,任何人,善文字的,不善文字的,任何时刻,充实的,空虚的,任何情绪,激进的,颓败的,都可以立刻宣泄于文字,轻点鼠标,就送到众人面前。伤害文字的好处更是唾手可得,煽清与惹火的描写让轻薄的写手轻易的出了名,于是我们的眼睛迷惑了,再也没有力气仔细分辨金子与沙子的光芒究竟有何不同了。但是,我想说,迎合时代不是放下尊严的理由,而文字是有尊严的!人生苦短,不多的时间应该用来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回到写作上,就是放弃那些低俗的感受,颓废的经验,做作的文风,从而坚持对人类普遍的人性、心灵、正义、爱、由苦难而至的绝望,匮乏,拯救等永恒命题的思索。(谢有顺我们并不孤单后记)纵使暂时无力通过文字接受灵魂的拷问,我也可以要求自己的写作保持严肃和谨慎,它不能让我迷失,而要让我冷静下来,展开新的思考方向。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应该被无情的抹去。
反省自己以往的写作姿态,想起一些不该忘却的榜样,他们的成就领域各不相同,却有着共通的理想。王小波把“我为什么要写作”的回答归纳成四点:我觉得我有这个才能,我要享受思维的乐趣,进行诗意的创造,独白也是为了交流。顾准拆下肋骨当火把,他说,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应该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而强者傅雷,更用电光火石般的宣言击中我的灵魂,他在巨人三传译者序里这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再也不会重复把心摊开在文字里,等一个懂我的人来读这样小资情调的表达了。如果曾经我把写作当成骄傲的资本,当作自我麻醉的毒药,那么从今以后,我的写作只为记录思考的痕迹,我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没有切实证据和充分理由,决不轻易落笔。正如王尔德在狱中记中描述的:一个对革新中的艺术形式或发展中的思想情绪,对拉丁诗的华丽或元音化了的希腊语的丰富音乐性,对托斯卡纳的雕刻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歌曲一无所知的人,仍然可能充满着最甜蜜的智慧。真正的无知,是不了解自己和不敢面对自己。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是明确了写作的姿态和立场,最大的难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