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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展的过程里，我干什么去了？我手中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我怎么没能制止了这个“过程”
的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的“泛滥”？我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把握力和觉察力到哪儿去了？我真的真的老了吗？当然，这里有体制本身的漏洞，有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的难度但毕竟不是每一个省都发生了省委副书记被“黑窟窿”吞噬的事件啊。这真是令人十分尴尬，十分难堪啊教训在哪里？
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吗？党内，尤其是常委会的生活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吗？少数人少数机构的监督，包括干部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帮助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怎么有效地减少党政干部手中过大过“滥”的审批权，让他们不能干预不该由他们来干预的那些事情，集中精力做好必须由他们来规范统筹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规范统筹”的过程中，怎么让他们能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
提出让党的高级干部也要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合适吗？在政治上，它会造成某种令人堪为担忧的不良后果吗？
还有一点也许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之间的思想沟通思想换防
思想“软件”的及时升级仅仅靠一生一次或几次的“党校培训”就够用了吗？况且有些同志一生中可能还得不到这种无比珍贵的一两次的“换防”和“软件升级”的机会
人民日报是按规定订阅了，但订而不阅的现象存在吗？党的文件是下发了，但在用它积极地规范他人的行为的同时，我们这些高级干部们是否也同样地用那种积极的姿态，在用它认真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干部中始终强调在政治上要保持高度统一，我们也十分注意更新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但我们是否同时关注到，在长期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沉重的政治生活进程里，在缺乏必要的及时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在个别高级干部身上潜伏着某种人格危机和人格变异的可能吗？
我们是否注意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人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心理的持续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一旦人格发生了变异，一切都会跟着变——虽然他们原先都是比较优秀的，起码在我们选拔他们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优秀”的，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当时的确是优秀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等等等等
面对历史的种种追问，我们还应该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些什么，使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最起码在自己负总责的领导班子里，不再出现“被吞噬”的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把手，怎么很明确地让中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内心的沉重，让中央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发生了这样的事，说明我作为k省一把手，是不称职的，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的。想到这里，他毅然拿起早就放在躺椅旁边那个矮腿茶几上的一摞公文纸和那支铅笔，用他一贯使用的那种粗放的字体，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的辞职报告。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沉思中的贡开宸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迟疑了一下，本能地把已写上标题的那页公文纸，反扣在茶几上，然后去接电话。“哪位？”他问。对方居然没有回答。“哪位？”他又问，对方还是不回答，但却传来一阵细微声和同样细微的喘息声。“怎么回事？说话！”他火了。
“啪”的一声，对方居然挂断了电话。
电话是修小眉打的。她在她自己的家里。她显得紧张，不安，惶恐。虽然拨通了枫林路十一号的电话，但忽然间，她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对公公说些什么了。脑子里并不空白。自从宋海峰专案组和省公安厅专案组分别找她谈过话，了解情况以后，她已经有三天没去上班了。三天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了。单位里也不来催她，甚至都没人来问她为什么不上班。当前的情况应该是：全省城的人都知道贡书记的儿媳出事了。但我做错什么了？她想找人说说心里的委屈。但，这时候谁会相信，从她嘴里蹦出来的还可能是真话呢？头很胀心跳的频率也很快，而且也不齐
她没有想到找自己的父母去说一说。她知道，本本分分一个自行车厂的退休老技工和厂托儿所的退休阿姨，从没听说过那样一种层次的人生纠葛，一旦听说自己女儿陷人这样的“困境”一定会被吓坏了的她觉得，以公公的睿智，人生阅历和政治判断力，一定能理解她目前的遭遇的，一定能为她指出一条正确的解脱之路。
她并不是要借助公公的权力开脱自己。她只是想知道，在当前这个状况下，对于她来说，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她知道，公公能为她指出这一点。但是，当电话里猛然传来公公“严厉”的声音后，她却颤栗了，慌乱了。她知道公公历来都这样，拿起电话，第一声问话的语气，总是显得很严厉，很简捷，很干脆。这很正常。从前，她还在别人面前为公公做过辩解：他需要快刀斩乱麻，因为他很清楚“千军万马”等着他去调度“千难万险”等着他去决策。但这时的这个“严厉”却让她自愧，心虚，出冷汗，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嘴边，居然一句都说不上来了
就在她责备自己如此优柔寡断，把事情搅得越发复杂难办时，一个她此时绝对不希望接到的电话却偏偏打了进来。她先是被这刺耳的铃声惊吓。第一时间做出的内心反应，她以为是公公打过来，责询她刚才的“不礼貌”接不接？迟疑。迟疑了好长时间，电话却一直在顽强地响着。最后，她索索地拿起电话。她听到的是张大康的声音：“小眉，我是大康”
修小眉一惊，忙扔下电话。“小眉、小眉”张大康急速地呼叫了两声。修小眉慌慌地拿起大衣和手包，向外走去。她怕他因此会找上门来。直觉告诉她，他会找上门来的。但这时，她不想见他。她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走到门口，她发觉电话只是撂在了茶几上，并没有挂上，于是，她又回转身去挂电话。拿起电话，却听到，张大康还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小眉，我知道你不愿见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也不方便说，你我的电话可能都已经被人监听了。你能让我当面再跟你说句话吗我马上到你那儿去。咱们当面谈。你一定等着我。
别走开一定别走开请你相信我我只是希望你能过上另一种生活，那种不再压抑自己能敞开地释放你内心全部能量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那六十五万，根本不是什么人给的佣金，而是我的钱是我给你的。我想让你过得宽裕一点我一直想替你换一辆新车，但你一直也不愿让我为你花钱。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找了这么一个名堂请你相信我我没有别的目的，可以非常坦荡地跟你说，我就是想得到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清楚，当某一时刻，你充分表现出是你自己，你不再压抑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多么动人吗小眉小眉
你怎么不说话？小眉小眉你在听着吗？“？小眉小眉你在听着吗？”
生、发展的过程里，我干什么去了？我手中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我怎么没能制止了这个“过程”
的发生、发展，以至最终的“泛滥”？我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把握力和觉察力到哪儿去了？我真的真的老了吗？当然，这里有体制本身的漏洞，有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防不胜防的难度但毕竟不是每一个省都发生了省委副书记被“黑窟窿”吞噬的事件啊。这真是令人十分尴尬，十分难堪啊教训在哪里？
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吗？党内，尤其是常委会的生活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吗？少数人少数机构的监督，包括干部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帮助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怎么有效地减少党政干部手中过大过“滥”的审批权，让他们不能干预不该由他们来干预的那些事情，集中精力做好必须由他们来规范统筹的事情，并且在这个“规范统筹”的过程中，怎么让他们能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
提出让党的高级干部也要有效地得到“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制约”合适吗？在政治上，它会造成某种令人堪为担忧的不良后果吗？
还有一点也许也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之间的思想沟通思想换防
思想“软件”的及时升级仅仅靠一生一次或几次的“党校培训”就够用了吗？况且有些同志一生中可能还得不到这种无比珍贵的一两次的“换防”和“软件升级”的机会
人民日报是按规定订阅了，但订而不阅的现象存在吗？党的文件是下发了，但在用它积极地规范他人的行为的同时，我们这些高级干部们是否也同样地用那种积极的姿态，在用它认真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干部中始终强调在政治上要保持高度统一，我们也十分注意更新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但我们是否同时关注到，在长期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沉重的政治生活进程里，在缺乏必要的及时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在个别高级干部身上潜伏着某种人格危机和人格变异的可能吗？
我们是否注意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人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心理的持续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一旦人格发生了变异，一切都会跟着变——虽然他们原先都是比较优秀的，起码在我们选拔他们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优秀”的，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当时的确是优秀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等等等等
面对历史的种种追问，我们还应该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些什么，使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最起码在自己负总责的领导班子里，不再出现“被吞噬”的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把手，怎么很明确地让中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内心的沉重，让中央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发生了这样的事，说明我作为k省一把手，是不称职的，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的。想到这里，他毅然拿起早就放在躺椅旁边那个矮腿茶几上的一摞公文纸和那支铅笔，用他一贯使用的那种粗放的字体，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的辞职报告。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沉思中的贡开宸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迟疑了一下，本能地把已写上标题的那页公文纸，反扣在茶几上，然后去接电话。“哪位？”他问。对方居然没有回答。“哪位？”他又问，对方还是不回答，但却传来一阵细微声和同样细微的喘息声。“怎么回事？说话！”他火了。
“啪”的一声，对方居然挂断了电话。
电话是修小眉打的。她在她自己的家里。她显得紧张，不安，惶恐。虽然拨通了枫林路十一号的电话，但忽然间，她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对公公说些什么了。脑子里并不空白。自从宋海峰专案组和省公安厅专案组分别找她谈过话，了解情况以后，她已经有三天没去上班了。三天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了。单位里也不来催她，甚至都没人来问她为什么不上班。当前的情况应该是：全省城的人都知道贡书记的儿媳出事了。但我做错什么了？她想找人说说心里的委屈。但，这时候谁会相信，从她嘴里蹦出来的还可能是真话呢？头很胀心跳的频率也很快，而且也不齐
她没有想到找自己的父母去说一说。她知道，本本分分一个自行车厂的退休老技工和厂托儿所的退休阿姨，从没听说过那样一种层次的人生纠葛，一旦听说自己女儿陷人这样的“困境”一定会被吓坏了的她觉得，以公公的睿智，人生阅历和政治判断力，一定能理解她目前的遭遇的，一定能为她指出一条正确的解脱之路。
她并不是要借助公公的权力开脱自己。她只是想知道，在当前这个状况下，对于她来说，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她知道，公公能为她指出这一点。但是，当电话里猛然传来公公“严厉”的声音后，她却颤栗了，慌乱了。她知道公公历来都这样，拿起电话，第一声问话的语气，总是显得很严厉，很简捷，很干脆。这很正常。从前，她还在别人面前为公公做过辩解：他需要快刀斩乱麻，因为他很清楚“千军万马”等着他去调度“千难万险”等着他去决策。但这时的这个“严厉”却让她自愧，心虚，出冷汗，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嘴边，居然一句都说不上来了
就在她责备自己如此优柔寡断，把事情搅得越发复杂难办时，一个她此时绝对不希望接到的电话却偏偏打了进来。她先是被这刺耳的铃声惊吓。第一时间做出的内心反应，她以为是公公打过来，责询她刚才的“不礼貌”接不接？迟疑。迟疑了好长时间，电话却一直在顽强地响着。最后，她索索地拿起电话。她听到的是张大康的声音：“小眉，我是大康”
修小眉一惊，忙扔下电话。“小眉、小眉”张大康急速地呼叫了两声。修小眉慌慌地拿起大衣和手包，向外走去。她怕他因此会找上门来。直觉告诉她，他会找上门来的。但这时，她不想见他。她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赶快走到门口，她发觉电话只是撂在了茶几上，并没有挂上，于是，她又回转身去挂电话。拿起电话，却听到，张大康还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小眉，我知道你不愿见我。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也不方便说，你我的电话可能都已经被人监听了。你能让我当面再跟你说句话吗我马上到你那儿去。咱们当面谈。你一定等着我。
别走开一定别走开请你相信我我只是希望你能过上另一种生活，那种不再压抑自己能敞开地释放你内心全部能量的生活我可以告诉你，那六十五万，根本不是什么人给的佣金，而是我的钱是我给你的。我想让你过得宽裕一点我一直想替你换一辆新车，但你一直也不愿让我为你花钱。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找了这么一个名堂请你相信我我没有别的目的，可以非常坦荡地跟你说，我就是想得到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清楚，当某一时刻，你充分表现出是你自己，你不再压抑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多么动人吗小眉小眉
你怎么不说话？小眉小眉你在听着吗？“？小眉小眉你在听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