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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实习了，喜欢文学的我尽量避免到事业单位去作文秘，请求学校把我安排到某报社，我想总算与文字有关的。第一天我欢欢喜喜去上班，想像着上班时忙忙碌碌审稿的快乐。但是一到社里便愣住了，就七楼那么几间办公室，里面仍然是中学时教师办公室一般，一张大桌子一把椅子，一点现代化办公的气氛。总编把我领到记者部，便成为了实习记者。
记者部主任先让我们看当天周五出的报纸，我看报纸从来大概把标题浏览完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就看完了。主任看见了便说今天没事干，让我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去，每周三出文摘报，周五出新闻报，现在临近周末了，可以好好去度假了。我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之后便要走了，他却叫住我说由于报社只有一名有记者证的记者，而现在还带着三个志愿者，所以一般没有机会带我了，但是出去采访必须有采访证的。我又试探着问，是否要文学稿件，他突然有了主意，他让我就每周为副刊写一篇文学作品好了。
路上，我想这样也好，每周随便把一篇以前的文章送来一篇，然后便回去写自己的小说，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12万字，还是加紧时间写出来，最好本学期可以出版，便省得四处为工作奔波了。于是心情愉快地回去了，最近又有感觉了，可以加快长篇写作的速度，因为假如有感觉可以下笔千言，若是没有感觉一月也写不出一个字的。
周末我发现学校正在举办“三下乡”活动成果展，于是凭着每天对报纸的浏览写了一篇消息，到周三便连同散文诗诗学，一份提纲送过去。主任看了之后居然同意使用。正要离开，办公室主任找我了，他叫我帮他做一份试题，专门针对干部对国际法的学习的，虽然我很讨厌，只能答应下来。他要我赶时间，因为做好之后还得让全社的都抄一遍的。
第二天送来做好的国际法试题，社长又把我拉住要我帮他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笔记，他几年的笔记还没有做的，这次上级要突击检查，所以必须赶出来。我推说我的字很潦草，他给我看他歪歪扭扭的字，说只要超过他的字就行了。我便用我平时的狂草给他抄，他偶尔路过看见之后便叫我立刻停止，这正合我意。
在我回学校的路上，发现有一条市里的主街不通车了，中间围着无数的当地居民，路中间坐着许多老太太，路边上是一排排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我问路边一个老太太，他说他们村的村干部把卖地得来的8000万元贪污了，村民上访却被警察无故带走了。这件事他们已经上访一年了，但是因为这件案件涉及到省领导，所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把带头的村民秘密逮捕了。现在他们要等在路上争取公道。
过后我便找主任想报道，他说这种影响政府形象的事绝对不能报道，每天省政府门口静坐的人多得很，但是省内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过。他强调必须报道正面的事实，大概就是这样的结构：xxx在总体上非常好，但是目前还存在一点点问题，现在他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有效措施。我便反问，新闻不是为了报道真实吗？他笑着回答说，报刊都是国家的，现在我们是在中国，国情不一样。对于这样的回答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本来我还想着本科毕业之后先做一段时间记者的，现在看来我真的是没必要了，我真怀疑中国是否有一个真正的记者。我突然想体会一下做编辑的感觉，我问编辑部的主任我可以有时做编辑有时做记者，编辑部主任非常愉快地答应了，因为他看了我的文学作品，相信我的文字能力了。于是我便帮人审稿，是中学生的作品，编辑确定稿件之后便让我校对，我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造的，真的没有一篇可以用的，但是我没有决定稿件的权力。另外一个编辑还交给我一件事，就是早上早点来打扫办公室。于是第二天我便以采访的名义回到我的小屋继续做我平时的三件事：写作，看书，拜访一个女生。
每周三或者四我都去记者部一次，一次主任居然给了我一个机会同一个西藏回来的志愿者去采访养路费征稽局，因为养路费征稽局给报社的车免了一年的养路费，于是社长派记者去随便采访，只要把征稽局今年来的巨大进步报道一下，因为他们把报社今年的一路费免了。
我们学校的其他两个女生，每天早早上班，为领导抄“保先”笔记。一次，我听说报社要主办一个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知识大赛，从他们聊天得知其实所有的单位都没必要做题，他们只要交钱便可以进决赛，决赛资格是所交的钱从多到少一直排十八名。我真的感觉寒心。
后来我又送去一篇有关高校招生的消息，主任一看便让改主题，要报道为外地考生青睐外省高校，这根本与事实不符事实，当年我就是被这种不合理的高考制度调配到边疆的。为了发稿件我正要修改，就是那个唯一的记者过来嘲讽这是在制造假新闻。我便去找主任，他听了非常不高兴，他说正面的事情怎么高都不为过，反面的事则一定不要涉及，然后他就把我训斥一通，我感觉他是在嫌我拨回他的话，而不是对于新闻的认识的。
本来我还策划报道本省高校学生社团的情况，现在我是再也没有兴趣了，还是钻到我的小屋，一周送一篇小文章过去的好。那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不但没有负罪感，还有成就感的。我不能想像将来我在这样的人群中如何生存，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什么也不适合做，我要么适合一个人到一个地方默默无闻地体会生命，要么组织一种运动去改变。
不过目前我只能选择前者，我准备毕业后首先到西藏旅行，边打工边写作，然后在到新疆，最后考研离开西部。也许我可以幸运地出版自己的书，假如可以赚一笔稿费，便去欧洲旅行或者到美国去组织一个民主组织。
2005-9-18于西宁
开始实习了，喜欢文学的我尽量避免到事业单位去作文秘，请求学校把我安排到某报社，我想总算与文字有关的。第一天我欢欢喜喜去上班，想像着上班时忙忙碌碌审稿的快乐。但是一到社里便愣住了，就七楼那么几间办公室，里面仍然是中学时教师办公室一般，一张大桌子一把椅子，一点现代化办公的气氛。总编把我领到记者部，便成为了实习记者。
记者部主任先让我们看当天周五出的报纸，我看报纸从来大概把标题浏览完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就看完了。主任看见了便说今天没事干，让我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去，每周三出文摘报，周五出新闻报，现在临近周末了，可以好好去度假了。我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之后便要走了，他却叫住我说由于报社只有一名有记者证的记者，而现在还带着三个志愿者，所以一般没有机会带我了，但是出去采访必须有采访证的。我又试探着问，是否要文学稿件，他突然有了主意，他让我就每周为副刊写一篇文学作品好了。
路上，我想这样也好，每周随便把一篇以前的文章送来一篇，然后便回去写自己的小说，我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12万字，还是加紧时间写出来，最好本学期可以出版，便省得四处为工作奔波了。于是心情愉快地回去了，最近又有感觉了，可以加快长篇写作的速度，因为假如有感觉可以下笔千言，若是没有感觉一月也写不出一个字的。
周末我发现学校正在举办“三下乡”活动成果展，于是凭着每天对报纸的浏览写了一篇消息，到周三便连同散文诗诗学，一份提纲送过去。主任看了之后居然同意使用。正要离开，办公室主任找我了，他叫我帮他做一份试题，专门针对干部对国际法的学习的，虽然我很讨厌，只能答应下来。他要我赶时间，因为做好之后还得让全社的都抄一遍的。
第二天送来做好的国际法试题，社长又把我拉住要我帮他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笔记，他几年的笔记还没有做的，这次上级要突击检查，所以必须赶出来。我推说我的字很潦草，他给我看他歪歪扭扭的字，说只要超过他的字就行了。我便用我平时的狂草给他抄，他偶尔路过看见之后便叫我立刻停止，这正合我意。
在我回学校的路上，发现有一条市里的主街不通车了，中间围着无数的当地居民，路中间坐着许多老太太，路边上是一排排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我问路边一个老太太，他说他们村的村干部把卖地得来的8000万元贪污了，村民上访却被警察无故带走了。这件事他们已经上访一年了，但是因为这件案件涉及到省领导，所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把带头的村民秘密逮捕了。现在他们要等在路上争取公道。
过后我便找主任想报道，他说这种影响政府形象的事绝对不能报道，每天省政府门口静坐的人多得很，但是省内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过。他强调必须报道正面的事实，大概就是这样的结构：xxx在总体上非常好，但是目前还存在一点点问题，现在他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有效措施。我便反问，新闻不是为了报道真实吗？他笑着回答说，报刊都是国家的，现在我们是在中国，国情不一样。对于这样的回答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本来我还想着本科毕业之后先做一段时间记者的，现在看来我真的是没必要了，我真怀疑中国是否有一个真正的记者。我突然想体会一下做编辑的感觉，我问编辑部的主任我可以有时做编辑有时做记者，编辑部主任非常愉快地答应了，因为他看了我的文学作品，相信我的文字能力了。于是我便帮人审稿，是中学生的作品，编辑确定稿件之后便让我校对，我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造的，真的没有一篇可以用的，但是我没有决定稿件的权力。另外一个编辑还交给我一件事，就是早上早点来打扫办公室。于是第二天我便以采访的名义回到我的小屋继续做我平时的三件事：写作，看书，拜访一个女生。
每周三或者四我都去记者部一次，一次主任居然给了我一个机会同一个西藏回来的志愿者去采访养路费征稽局，因为养路费征稽局给报社的车免了一年的养路费，于是社长派记者去随便采访，只要把征稽局今年来的巨大进步报道一下，因为他们把报社今年的一路费免了。
我们学校的其他两个女生，每天早早上班，为领导抄“保先”笔记。一次，我听说报社要主办一个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知识大赛，从他们聊天得知其实所有的单位都没必要做题，他们只要交钱便可以进决赛，决赛资格是所交的钱从多到少一直排十八名。我真的感觉寒心。
后来我又送去一篇有关高校招生的消息，主任一看便让改主题，要报道为外地考生青睐外省高校，这根本与事实不符事实，当年我就是被这种不合理的高考制度调配到边疆的。为了发稿件我正要修改，就是那个唯一的记者过来嘲讽这是在制造假新闻。我便去找主任，他听了非常不高兴，他说正面的事情怎么高都不为过，反面的事则一定不要涉及，然后他就把我训斥一通，我感觉他是在嫌我拨回他的话，而不是对于新闻的认识的。
本来我还策划报道本省高校学生社团的情况，现在我是再也没有兴趣了，还是钻到我的小屋，一周送一篇小文章过去的好。那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不但没有负罪感，还有成就感的。我不能想像将来我在这样的人群中如何生存，我想来想去我真的什么也不适合做，我要么适合一个人到一个地方默默无闻地体会生命，要么组织一种运动去改变。
不过目前我只能选择前者，我准备毕业后首先到西藏旅行，边打工边写作，然后在到新疆，最后考研离开西部。也许我可以幸运地出版自己的书，假如可以赚一笔稿费，便去欧洲旅行或者到美国去组织一个民主组织。
2005-9-18于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