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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没有冰箱，记忆中的猪肉是五块钱一斤，卖猪肉的那个人我要叫他们姨姥爷，我也不知道怎么排的辈儿，总之我知道他和姥爷一个辈儿，妈妈要叫他点什么。五十块钱可以买上一大包猪肉回家，用黑色的厚塑料袋包裹着，妈妈让我帮忙拿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重好重。
若是赶上冬天就可以储存好久好久，若是夏天就需要尽快吃掉，而夏天的时候母亲不会买太多，只会买上一小块，大概是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吧！
记忆中的大多数菜里面是没有肉的，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两道菜就是鸡蛋炒大葱和炒土豆丝，可能也不怎么能吃到鸡蛋，所以我并不会像其他小孩儿那样有特别喜欢吃鸡蛋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家都会养上几只鸡留着下蛋，三天两头吃上一顿炒鸡蛋、煮鸡蛋或是鸡蛋羹。但是奶奶家没有养鸡，他们总是会去养鸡场买上许多鸡蛋，每次都会买很多。厨房里有一只坚硬的大纸皮桶，那一大桶全部都是鸡蛋。但只有在奶奶家吃饭的时候会看见那些鸡蛋的影子，那些吃着没有味道的饲料鸡蛋似乎也只有在奶奶家会吃到。
每次母亲做大葱炒鸡蛋的时候，我都会让她多放大葱，多多的放大葱。记忆中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揪起一根外皮干瘪尾巴露出嫩叶的大葱尾巴，一手倒立拿葱，另一只手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一只完整鲜嫩的葱剥出来了。明明没有几颗鸡蛋，却还是狠狠地多剥了好几根葱，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葱被烹熟之后的香甜感。若是炒土豆丝的时候用上了几根瘦肉丝爆锅，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会夹给妈妈，妈妈会夹给爸爸，爸爸会再夹给我，轮上一圈之后总会让急眼了，推给谁都不要，要“撕吧”、推搡好久，那块肉才会安稳地落入一只碗里。
偶尔才可以有零钱去小卖部买零食吃，那个年代的零钱大多都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五毛钱的硬币或者是红棕色的一块钱纸币。无论买什么吃的我都要让妈妈吃第一口，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零食，爸爸妈妈都吃不到。买上一根大雪糕，妈妈说不吃，我便会骗她这个雪糕有点怪味，让她尝尝是怎么一回事，趁妈妈张嘴的时候使劲儿塞进去。
小时候的猕猴桃都是成箱卖的，小小的一箱，和现在的小型鞋盒子差不了多少的尺寸，外面是很喜庆的红色包装。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会有一只猕猴桃吃，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从来也没见过硬的猕猴桃，全部都是软的，一点一点把皮剥开，许多汁水顺着手淌下，咬上几口多甜少酸，觉得奇怪猕猴桃中间还有一根长长的芯儿，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
有时候爸爸干完活回家已经是深夜了，他的脸上也全是灰，他喜欢去小学门口的那一排副食商店去给我买上一袋散装的饼干回家。我见过那种饼干售卖的样子，都被装在一只只大大厚厚的玻璃罐里，店主问你要哪一个他就开启哪一只罐子，挑选之后上称算钱。而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饼干就是厚厚的、方方正正的、有点酥脆的绿豆味饼干，掰开之后有点淡淡的绿色，嚼在嘴里绿豆的味道很浓。圆形的动物饼干，很薄很脆，每一只上面都有不同的动物图案。然而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老姨以前总给我买的外表挂着像雪饼的糖点的饼干，不过后来很少能够吃到。
有好几次父亲晚上都给我带吃的回来，套着两层崭新的红色塑料袋，装着很大一袋饼干，随手放在橱柜下面，我想吃的时候便可以去拿。不知从何时起，只要父亲回来，我就期盼着父亲有没有带吃的给我，手里是否有塑料袋的声响成了我警觉的唯一标准。有时候我发现带回来的塑料袋里面裹的不是吃的，而是一些干活用的零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就会失望了。
1999年
这一年过年，我五岁了，过年的时候妈妈说会给我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压岁钱”。我抬起被罩衣裹紧紧的笨重的衣袖，从妈妈的手里接过来一个卷儿，卷在最外面的是淡灰色的十元钱。
我美滋滋地把钱放在二堂姐用毛线给我织的那个小兜儿里挂在脖子上，把最外面的扣子扣上，可还是显得蓬松不紧实。
我漫不经心地玩耍着，一转身拍拍钱包，钱就不见了。我无比惊慌失措地寻觅着，快哭了地边走边喊着：“我的压岁钱不见了！我的压岁钱不见了！”回到家和妈妈说她给我的压岁钱没了。
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钱是让二伯捡去了，我就赶紧去找他，我表现出想要他给我的样子。他没有立刻给我，而是把这一小卷钱直接丢到了奶奶家的窗台上，伴着冷笑中的一句“哼！”二伯转身离去，我漫长的反射弧从他的身上转到了窗台上。
那是天微阴的寒冬，窗户上还订着等着开春换掉的窄木头条，我踮起脚尖用稚嫩的小手去拾起那属于我的压岁钱。我感受到了那冷如冰寒入骨，已经看不见油漆痕迹的水泥窗台，同时也感受到了那强烈的细缝中刺进的寒风温度。虽然只是露出一点锋芒，但我却感觉这扇窗外面却像是有着“千军万马”，千万根细针一般的来势汹汹。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天空是均匀、清澄的淡蓝色，妈妈穿着洁白的棉大衣，拉着裹得跟肉球一样的我去街里。路过供水所旁，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笔直的电线上一群黝黑的胖得圆滚滚的小燕子成群结队地飞着。
妈妈说“等我大闺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要考大学，咱们上北京去念大学！”
我抬头问妈妈“妈，那是不是我努力了就一定能考上大学？”
妈妈望着我，笑着说“不是啊！不是一定努力就会考上，也有可能考不上，但是不努力是一定不会考上的！”从那天起，我似乎就明白了，很多东西不是光努力就会实现的。
妈妈对我的教育非常严苛，但又非常自由。从小她就告诉我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他人当做我们自己。她还告诉我，要对自己严格，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不对的时候，如果自己可以把自己管好，那就不会犯错误。若是犯了错误需要自己深深地检讨，怎么才能保证下次不会犯。
所以，可能我与生俱来就会有一种严格的自我检讨体系，看见别的小朋友打着滚似的要礼物，我认为不好。看见别人朝爷爷奶奶撒娇笑着脸就可以要上一块两块钱，拽着胳膊谄媚好久可以要到五块钱，然后大快朵颐地吃上大包的零食，酣畅地喝上汽水。我没有一丝丝馋意，心里只觉得不好、不可，那样子是实在是不好看。
而我若是和妈妈提起，妈妈便会告诉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咱们不要，问我若是想要吃什么东西可以拿钱给我去买。
吃饭的时候不许吧唧出声，要细嚼慢咽，也不可翻菜、抢菜，不可将胳膊随意放在饭桌上，这便是母亲对我严格的吃饭规矩。这样的规矩让我多年吃饭的时候抢不过别人，后来我自己做了个实验，我若是使劲儿地和别人抢，还真是抢不过。
姥姥家有许多家禽，也总会有人送给姥爷一些肉酒干果，所以姥爷家的餐桌上三天两头会有飘着一层油汪汪的各种肉或者是骨头。可是我伸手夹菜的时候，还是青睐于素菜，吃饭的时候也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若是大哥或者是舅舅想让我多吃一点，会突然丢到我碗里一块肉，我很少会吃，很多时候是送给妈妈，即便吃也喜欢就着素菜或者是就着蘸酱菜吃。可能我不争不抢的性格就是从这时起养成的，当别人都抢着夹肉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吃，也不想去抢。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医院，回家的时候我朝妈妈要了一张贴纸，我们当地后来叫做“粘贴”的儿童玩具。那是一张厚厚的方方正正的白色纸卡片，上面覆盖着一层光滑的塑料膜，我买的是米老鼠图案的，米老鼠揭下来之后也是坚硬的透明塑料。这大概是质量最好的贴纸了，想贴在哪里就贴在哪里，而且贴上之后防水不烂，永不褪色。
那是我第一次喝大瓶的娃哈哈AD钙奶，一打有四瓶，每只瓶子都很大很粗壮。除此之外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根长长的吸管带一个弯儿，另一头是一个底座，底座上面放了一个小球，只要我在吸管的另一头一吹，另一端的小球就会跳动起来。
老姨那里总会有些时尚的玩意，平日里她的穿着也最为时髦，姥姥家不仅干净、明亮、温馨，还有许多在奶奶家总也见不到的玩意。现在超市里也会卖那种背包果冻，就是一个透明塑料的小双肩背包，里面放些果冻，那样的背包塑料都非常地薄。然而十几、二十来年前的果冻包装是非常结实的。老姨给小妹买的果冻背包是单肩的，上面除了印有玫瑰花图案外，还印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喜之郎”字样。包包的样子很结实，是那种怎么背都不会烂类型的。而我每次去姥姥家，都会爱不释手地背那个包包，感觉自己背上包包就是大人了。
从一出生我的脑门儿的正中央就有一块红色的心形胎记，总听母亲提起，当初我出生的时候，有好多邻居都来看我脑门儿上的那块红色印记。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这孩子长得好看啊，白胖白胖的，你看脑门儿上的那个小红点，好像个小太阳。”
而母亲总是担心是血管瘤，或者她是觉得女孩子的脸上不应该有胎记。
五岁那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上的座椅套还是军绿色的。车上有好多人，车厢里充斥着香烟的味道，斜对面的年轻叔叔拄着一根拐棍，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姥爷坐到他旁边的位子和他聊着天。
我在妈妈的怀里，指着那位叔叔喊爸爸，非说那是爸爸。
等到了医院，医生拿出一个像保温杯一样的东西，从那里面拿出像牙签一样的东西，不停地点着我的脑门，只是感觉很疼很疼，但我没有哭，一动也没有动。走到哪里都是妈妈背着我，趴在她的背上总会觉得很踏实、很温暖。
和妈妈还有姥爷一起去劳动公园，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然后一直向上升。我的胆子很小，一动也不敢动望着对面坐着的妈妈。
“来，到妈这儿来。”
“我不敢。”我就这样望着站在下面的姥爷，他带着黑色的帽子、长长的围巾和呢子大衣。
在火车站买的草莓还有沙琪玛，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摆摊用刀现场切的。那个沙琪玛吃起来就会有一种很重的刀锈味道，这或许是我到现在都不怎么爱吃沙琪玛的原因吧。
姥姥把洗完的草莓放在白瓷盘里，洗过的小草莓还沾着水，咬在嘴里是酸酸的、水水的、有点甜。从前只是在电视里面或者是食品袋上的草莓，第一次吃到的时候，觉得是那样得新奇与特别。
我第一次去二伯家，我那个时候胖得还像个墩儿呢！妈妈把我抱到他家里屋的小炕上让我在那儿待着。
二伯母也是个干净立正的人，虽然是小小的房间，东西都是井然有序地摆放的。炕里是壁柜，墙上都是订上去的布。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塑料的东西，上面有个心形的小镜子，可以放洗漱用品。从那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想有一个像那样的小镜子。
在他家外屋卖货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那天伯母买的是糖三角，我忘记做的是什么菜了。吃糖三角的时候，如果糖流出来了我就舔干净，从一个地方开始吃就要好好吃，要是有渣儿掉在桌子上了我就捡起来吃干净。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喝那种汽水，是黄色的橙味，二伯母在里面放根吸管让我喝，后来回家的时候还给我带了两瓶回去呢！
我和大大咧咧男孩子性格的堂姐真的不一样，母亲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和我说：“这给你二伯母稀罕的呢，说你吃糖三角吃得干干净净的。”
我说要给妈妈剪脚指甲，把她那一只脚放在怀里都觉得好沉呢，我就抱着一点一点剪，后来时间久了她就睡着了。母亲都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坚持，一直剪到半夜。中间有一会儿，她微微睁开眼睛，偷瞄了我一眼，冲我笑了笑，我也对着她笑了笑。
在别的孩子会把家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时候，我就绝对得不会，而妈妈也会十分地信任我。别的小朋友拿着扫把乱舞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把地扫得特别特别干净，真正的一尘不染，只不过就是速度慢了点。妈妈让我去倒半杯水，结果我就真的特别认真地去衡量杯子的大小，真的就倒了特别合适的半杯。
在东北，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住上几天。而恰逢家里来客人的这几天，总是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不必说是一定能喝上饮料，炖鱼、炒肉和花生米这些菜都是会吃到的。在那个年代，整张桌子的菜也就三十块钱开销。记忆中，家里有次来客人，吃了一盘那种肚包的香肠，“小球”被切开两半，然后每一半又被按在菜板上被切成片，吃起来特别有嚼头。
那个时候谁家有喜事随礼一般是三十块钱、压岁钱也是一样的，有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会随五十块钱。二姑奶在我塞了三十块钱，爸爸一个劲儿地往外推“二姑，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给孩子这玩意干啥呀？你拿回去奥！要不我真生气啦！”
“三子，你说你咋这样，我给我大孙子钱咋地了！你把手给我拿回去！”
在我们那片与内蒙交界的地区，像蒙古一样大片的野甸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户人家都是会养羊的。人们也会经常在酒桌上聊一下关于这些的话题，比如谁家... -->>
那个年代没有冰箱，记忆中的猪肉是五块钱一斤，卖猪肉的那个人我要叫他们姨姥爷，我也不知道怎么排的辈儿，总之我知道他和姥爷一个辈儿，妈妈要叫他点什么。五十块钱可以买上一大包猪肉回家，用黑色的厚塑料袋包裹着，妈妈让我帮忙拿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重好重。
若是赶上冬天就可以储存好久好久，若是夏天就需要尽快吃掉，而夏天的时候母亲不会买太多，只会买上一小块，大概是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吧！
记忆中的大多数菜里面是没有肉的，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两道菜就是鸡蛋炒大葱和炒土豆丝，可能也不怎么能吃到鸡蛋，所以我并不会像其他小孩儿那样有特别喜欢吃鸡蛋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家都会养上几只鸡留着下蛋，三天两头吃上一顿炒鸡蛋、煮鸡蛋或是鸡蛋羹。但是奶奶家没有养鸡，他们总是会去养鸡场买上许多鸡蛋，每次都会买很多。厨房里有一只坚硬的大纸皮桶，那一大桶全部都是鸡蛋。但只有在奶奶家吃饭的时候会看见那些鸡蛋的影子，那些吃着没有味道的饲料鸡蛋似乎也只有在奶奶家会吃到。
每次母亲做大葱炒鸡蛋的时候，我都会让她多放大葱，多多的放大葱。记忆中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揪起一根外皮干瘪尾巴露出嫩叶的大葱尾巴，一手倒立拿葱，另一只手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一只完整鲜嫩的葱剥出来了。明明没有几颗鸡蛋，却还是狠狠地多剥了好几根葱，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葱被烹熟之后的香甜感。若是炒土豆丝的时候用上了几根瘦肉丝爆锅，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会夹给妈妈，妈妈会夹给爸爸，爸爸会再夹给我，轮上一圈之后总会让急眼了，推给谁都不要，要“撕吧”、推搡好久，那块肉才会安稳地落入一只碗里。
偶尔才可以有零钱去小卖部买零食吃，那个年代的零钱大多都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五毛钱的硬币或者是红棕色的一块钱纸币。无论买什么吃的我都要让妈妈吃第一口，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零食，爸爸妈妈都吃不到。买上一根大雪糕，妈妈说不吃，我便会骗她这个雪糕有点怪味，让她尝尝是怎么一回事，趁妈妈张嘴的时候使劲儿塞进去。
小时候的猕猴桃都是成箱卖的，小小的一箱，和现在的小型鞋盒子差不了多少的尺寸，外面是很喜庆的红色包装。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会有一只猕猴桃吃，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从来也没见过硬的猕猴桃，全部都是软的，一点一点把皮剥开，许多汁水顺着手淌下，咬上几口多甜少酸，觉得奇怪猕猴桃中间还有一根长长的芯儿，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
有时候爸爸干完活回家已经是深夜了，他的脸上也全是灰，他喜欢去小学门口的那一排副食商店去给我买上一袋散装的饼干回家。我见过那种饼干售卖的样子，都被装在一只只大大厚厚的玻璃罐里，店主问你要哪一个他就开启哪一只罐子，挑选之后上称算钱。而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饼干就是厚厚的、方方正正的、有点酥脆的绿豆味饼干，掰开之后有点淡淡的绿色，嚼在嘴里绿豆的味道很浓。圆形的动物饼干，很薄很脆，每一只上面都有不同的动物图案。然而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老姨以前总给我买的外表挂着像雪饼的糖点的饼干，不过后来很少能够吃到。
有好几次父亲晚上都给我带吃的回来，套着两层崭新的红色塑料袋，装着很大一袋饼干，随手放在橱柜下面，我想吃的时候便可以去拿。不知从何时起，只要父亲回来，我就期盼着父亲有没有带吃的给我，手里是否有塑料袋的声响成了我警觉的唯一标准。有时候我发现带回来的塑料袋里面裹的不是吃的，而是一些干活用的零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就会失望了。
1999年
这一年过年，我五岁了，过年的时候妈妈说会给我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压岁钱”。我抬起被罩衣裹紧紧的笨重的衣袖，从妈妈的手里接过来一个卷儿，卷在最外面的是淡灰色的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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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这孩子长得好看啊，白胖白胖的，你看脑门儿上的那个小红点，好像个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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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那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上的座椅套还是军绿色的。车上有好多人，车厢里充斥着香烟的味道，斜对面的年轻叔叔拄着一根拐棍，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姥爷坐到他旁边的位子和他聊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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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医院，医生拿出一个像保温杯一样的东西，从那里面拿出像牙签一样的东西，不停地点着我的脑门，只是感觉很疼很疼，但我没有哭，一动也没有动。走到哪里都是妈妈背着我，趴在她的背上总会觉得很踏实、很温暖。
和妈妈还有姥爷一起去劳动公园，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然后一直向上升。我的胆子很小，一动也不敢动望着对面坐着的妈妈。
“来，到妈这儿来。”
“我不敢。”我就这样望着站在下面的姥爷，他带着黑色的帽子、长长的围巾和呢子大衣。
在火车站买的草莓还有沙琪玛，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摆摊用刀现场切的。那个沙琪玛吃起来就会有一种很重的刀锈味道，这或许是我到现在都不怎么爱吃沙琪玛的原因吧。
姥姥把洗完的草莓放在白瓷盘里，洗过的小草莓还沾着水，咬在嘴里是酸酸的、水水的、有点甜。从前只是在电视里面或者是食品袋上的草莓，第一次吃到的时候，觉得是那样得新奇与特别。
我第一次去二伯家，我那个时候胖得还像个墩儿呢！妈妈把我抱到他家里屋的小炕上让我在那儿待着。
二伯母也是个干净立正的人，虽然是小小的房间，东西都是井然有序地摆放的。炕里是壁柜，墙上都是订上去的布。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塑料的东西，上面有个心形的小镜子，可以放洗漱用品。从那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想有一个像那样的小镜子。
在他家外屋卖货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那天伯母买的是糖三角，我忘记做的是什么菜了。吃糖三角的时候，如果糖流出来了我就舔干净，从一个地方开始吃就要好好吃，要是有渣儿掉在桌子上了我就捡起来吃干净。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喝那种汽水，是黄色的橙味，二伯母在里面放根吸管让我喝，后来回家的时候还给我带了两瓶回去呢！
我和大大咧咧男孩子性格的堂姐真的不一样，母亲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和我说：“这给你二伯母稀罕的呢，说你吃糖三角吃得干干净净的。”
我说要给妈妈剪脚指甲，把她那一只脚放在怀里都觉得好沉呢，我就抱着一点一点剪，后来时间久了她就睡着了。母亲都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坚持，一直剪到半夜。中间有一会儿，她微微睁开眼睛，偷瞄了我一眼，冲我笑了笑，我也对着她笑了笑。
在别的孩子会把家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时候，我就绝对得不会，而妈妈也会十分地信任我。别的小朋友拿着扫把乱舞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把地扫得特别特别干净，真正的一尘不染，只不过就是速度慢了点。妈妈让我去倒半杯水，结果我就真的特别认真地去衡量杯子的大小，真的就倒了特别合适的半杯。
在东北，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住上几天。而恰逢家里来客人的这几天，总是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不必说是一定能喝上饮料，炖鱼、炒肉和花生米这些菜都是会吃到的。在那个年代，整张桌子的菜也就三十块钱开销。记忆中，家里有次来客人，吃了一盘那种肚包的香肠，“小球”被切开两半，然后每一半又被按在菜板上被切成片，吃起来特别有嚼头。
那个时候谁家有喜事随礼一般是三十块钱、压岁钱也是一样的，有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会随五十块钱。二姑奶在我塞了三十块钱，爸爸一个劲儿地往外推“二姑，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给孩子这玩意干啥呀？你拿回去奥！要不我真生气啦！”
“三子，你说你咋这样，我给我大孙子钱咋地了！你把手给我拿回去！”
在我们那片与内蒙交界的地区，像蒙古一样大片的野甸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户人家都是会养羊的。人们也会经常在酒桌上聊一下关于这些的话题，比如谁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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