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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地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漂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惚，我却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格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双眼都未曾合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拎着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叹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同济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炼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做牛做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借“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做众生的“牛马”，才能成为顶尖的“龙象”。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地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漂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惚，我却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格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双眼都未曾合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拎着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叹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同济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炼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做牛做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借“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做众生的“牛马”，才能成为顶尖的“龙象”。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