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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你们最近遇到了些麻烦？”
唐安松问道，最近因为太空计划的关系，美国内部出现了一些纷乱，这些纷乱看起来不大，但对新总统的施政却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斯坦利苦恼地说道：“是啊，国会里的那些大佬对我们的计划充满非议，要不是贝拉克总统和参众两院的高层压下来，估计国会那帮人都要掀翻天了。”
除了国会之外，美国民间对政府的作为也持不认同的态度，各种“要福利不要计划”的示威活动层出不穷，变着花样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需要帮助！”斯坦利透露出了他的意思。
“需要中国方面怎么帮助你？”唐安松问道，他明白斯坦利的苦恼，事实上不要说美国了，就是他在国内，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知道真相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此大张旗鼓的搞太空计划，对经济确实是非常大的拖累，哪怕中国需要用太空计划展现自己的国力，但这种展现程度似乎已经相当过火了，为此不少党内实权派已经开始指责他好大喜功，全然不顾国内的经济民生，甚至还有可能因此挑起与美国的冲突。
马上就要进入换届年，唐安松知道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分担压力的盟友！
斯坦利需要帮助，他又何尝不是呢！
“帮我解决国会里的问题，我需要他们支持我的太空计划！”斯坦利斩钉截铁说道。
“你知道，美国的总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说得好听一点，我是美利坚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符合国内绝大多数财团利益的时候，我自然是权柄彪天的总统，但如果我不符合那些财团的利益，说得不好听一点，我的政策法令将一项都无法通过国会批准！”
唐安松沉默了下来，他明白斯坦利的难处，中美两国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体制上，单单能不能直选最高领导人就是中美的最大区别吗？错得离谱了，事实上中国也有展开直选的政治改革计划，但这却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分别！难道换一个称呼，主席改为总统，再加一个直选，就民主了吗？
真正的分别在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是如何构成的。
在美国，资本嵌入政治，美国国会中的大佬基本上都是资本的代表，此种格局已然形成，使得国家的政策更倾向于利于资本的方向，各国都有腐败，而美国的问题其实是大资本的腐败，或者说大资本本性中无休止掠夺式扩张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他们的社会构建理论中，一开始就把政府假定为大魔头，政府充其量是管家、长工或者太监，最好什么都不要管，放任资本自由扩张，而国家真正的主人、老板或者皇帝其实是大资本，所以他们政府官员的腐败很少，因为从一开始，政府就是国会姥爷的执行者。
熟悉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在经历独立战争、统一战争后的五十年，是它的黄金发展期，在那个阶段，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怎么刹都刹不住，比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过了五十年高速发展期，它的腐败神奇的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因为无法消除，干脆将它合法化了。
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民主让官员们得到了更大的监督，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在于民间的资本已经完成了积累，或者说，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已经基本完成。当行政者都要听从他们的使唤时，还需要通过贿赂让他们网开一面吗？
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虽说一直在提倡所谓的依法治国，但事实上民众心中合理即合法的情理法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中国人向来追求公平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十分看重一件事是否是公平公正的，这便是情理法的公平意识体现。
同时，因为追求公平，加上都有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思想，所以人人都希望掌握判定“公平与否”的权力，所以中国又是一个权力的社会。其构成使得权力为最高利益，在民间资本壮大之后，资本渴望得到更好的生存土壤，于是它必然试图通过与权力结合来扩大自己的空间。
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无论皇权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却都非常坚定的奉行着一个基本国策，那就是“社会为主”的政策，即一切以社会稳定为首要。凡涉及到颠覆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举动，都是它打击的目标。
社会稳定，是一种以公平理念为载体的大同思想，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副作用表现为权力阶层的固化，不过这种权力阶层固化又是为皇权与民权所不能容忍的。皇权担心受到威胁，民权担心受到压迫，于是民权信仰皇权，希望出现一名圣明天子借助皇权打压权力阶级固化，但若皇权无能为力，则民权造反，连同皇权一起推翻，实现改朝换代。
与最高当权者希望社会稳定的大同思想不同，资本却是以个人为宗旨的利己思想，这就使得最高层制定的政策往往与资本... -->>
“听说你们最近遇到了些麻烦？”
唐安松问道，最近因为太空计划的关系，美国内部出现了一些纷乱，这些纷乱看起来不大，但对新总统的施政却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斯坦利苦恼地说道：“是啊，国会里的那些大佬对我们的计划充满非议，要不是贝拉克总统和参众两院的高层压下来，估计国会那帮人都要掀翻天了。”
除了国会之外，美国民间对政府的作为也持不认同的态度，各种“要福利不要计划”的示威活动层出不穷，变着花样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需要帮助！”斯坦利透露出了他的意思。
“需要中国方面怎么帮助你？”唐安松问道，他明白斯坦利的苦恼，事实上不要说美国了，就是他在国内，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知道真相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此大张旗鼓的搞太空计划，对经济确实是非常大的拖累，哪怕中国需要用太空计划展现自己的国力，但这种展现程度似乎已经相当过火了，为此不少党内实权派已经开始指责他好大喜功，全然不顾国内的经济民生，甚至还有可能因此挑起与美国的冲突。
马上就要进入换届年，唐安松知道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分担压力的盟友！
斯坦利需要帮助，他又何尝不是呢！
“帮我解决国会里的问题，我需要他们支持我的太空计划！”斯坦利斩钉截铁说道。
“你知道，美国的总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说得好听一点，我是美利坚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符合国内绝大多数财团利益的时候，我自然是权柄彪天的总统，但如果我不符合那些财团的利益，说得不好听一点，我的政策法令将一项都无法通过国会批准！”
唐安松沉默了下来，他明白斯坦利的难处，中美两国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体制上，单单能不能直选最高领导人就是中美的最大区别吗？错得离谱了，事实上中国也有展开直选的政治改革计划，但这却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分别！难道换一个称呼，主席改为总统，再加一个直选，就民主了吗？
真正的分别在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是如何构成的。
在美国，资本嵌入政治，美国国会中的大佬基本上都是资本的代表，此种格局已然形成，使得国家的政策更倾向于利于资本的方向，各国都有腐败，而美国的问题其实是大资本的腐败，或者说大资本本性中无休止掠夺式扩张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他们的社会构建理论中，一开始就把政府假定为大魔头，政府充其量是管家、长工或者太监，最好什么都不要管，放任资本自由扩张，而国家真正的主人、老板或者皇帝其实是大资本，所以他们政府官员的腐败很少，因为从一开始，政府就是国会姥爷的执行者。
熟悉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在经历独立战争、统一战争后的五十年，是它的黄金发展期，在那个阶段，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怎么刹都刹不住，比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过了五十年高速发展期，它的腐败神奇的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因为无法消除，干脆将它合法化了。
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民主让官员们得到了更大的监督，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在于民间的资本已经完成了积累，或者说，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已经基本完成。当行政者都要听从他们的使唤时，还需要通过贿赂让他们网开一面吗？
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虽说一直在提倡所谓的依法治国，但事实上民众心中合理即合法的情理法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中国人向来追求公平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十分看重一件事是否是公平公正的，这便是情理法的公平意识体现。
同时，因为追求公平，加上都有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思想，所以人人都希望掌握判定“公平与否”的权力，所以中国又是一个权力的社会。其构成使得权力为最高利益，在民间资本壮大之后，资本渴望得到更好的生存土壤，于是它必然试图通过与权力结合来扩大自己的空间。
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无论皇权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却都非常坚定的奉行着一个基本国策，那就是“社会为主”的政策，即一切以社会稳定为首要。凡涉及到颠覆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举动，都是它打击的目标。
社会稳定，是一种以公平理念为载体的大同思想，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副作用表现为权力阶层的固化，不过这种权力阶层固化又是为皇权与民权所不能容忍的。皇权担心受到威胁，民权担心受到压迫，于是民权信仰皇权，希望出现一名圣明天子借助皇权打压权力阶级固化，但若皇权无能为力，则民权造反，连同皇权一起推翻，实现改朝换代。
与最高当权者希望社会稳定的大同思想不同，资本却是以个人为宗旨的利己思想，这就使得最高层制定的政策往往与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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