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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县衙时，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书。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元王朝的行政结构是，汉族人纵然是尧舜复生，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是汉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问题还不在位置上，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头上有个非汉族人的县长。可他不知道，县长上头还有个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治长官）。这个官职由蒙古人和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大权在握。但他是虚无缥缈的，平时见不到他，一旦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要作决定时，他就出现了。达鲁花赤，蒙文读音“荷包压口”，“荷包”就是这样来的。
官场中人的印象中，跳出来的“荷包”的确很像“荷包”，大多时候是个胖墩子，满脸横肉，仅凭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几句话就能测试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背。稍有质疑，他就会对你动武，有的胖墩子已经行动迟缓，无法动武，就指着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误判形势，言外之意是，他是这里的老大。
北宋初年，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地方长官权力过大，所以总会派一个通判（行政长官的副手）去监督行政长官。这个通判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跟一把手较劲。所以，当时北宋官员到地方去做长官时，烧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讲道理，有些胆大的会祝福：上任的地方没有通判。
现在，元王朝也有个通判似的达鲁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总给一把手找麻烦。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级别和一把手一样高。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找麻烦不足以让一把手死去活来时，他会拿出行政级别来让一把手必须死去活来。
刘伯温在高安县衙里待了才一个月，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体制太操蛋了。应该办成的事永远都办不成，能办成的事就是达鲁花赤要办的事。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伯温受到了辩证法的困扰。辩证法认为，你越是以为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你越是想办成事，就越是办不成。辩证法为什么发挥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有个白痴般的达鲁花赤。
多年以后，刘伯温用一个寓言对元朝的这一用人法则进行过嘲讽。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马。伯乐的后人告诉他，这是匹千里马，赶紧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给你好处。主人公屁颠屁颠地把马牵到政府，一位肥佬出来，观察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定说：“像是千里马，是吧？”主人公正等着拿赏赐，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个几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却说：“不过，这马的户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进入皇宫马圈。”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赏赐，那匹千里马还被扔到皇宫外的马圈，每天拉京城里的粪桶。
刘伯温回想往事，认为在高安的那段时间，自己就是一匹货真价实的拉粪桶的千里马。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着县长大人的面感叹世事多艰，怀才难遇。县长大人也当着他的面抱怨起来，说自己其实也是怀才不遇。刘伯温看到脑满肠肥的县长都敢感叹怀才不遇，心里顿时就翻江倒海起来。
县长大人对他说：“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为难。你混，时间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没有烦恼伴随。如果你不想混，光阴还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烦恼。人有太多的烦恼，就会生病。”
刘伯温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不去实践，那对《官箴》太不公平了。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为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气，就是进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高安县衙时，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书。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元王朝的行政结构是，汉族人纵然是尧舜复生，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是汉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问题还不在位置上，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头上有个非汉族人的县长。可他不知道，县长上头还有个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治长官）。这个官职由蒙古人和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大权在握。但他是虚无缥缈的，平时见不到他，一旦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要作决定时，他就出现了。达鲁花赤，蒙文读音“荷包压口”，“荷包”就是这样来的。
官场中人的印象中，跳出来的“荷包”的确很像“荷包”，大多时候是个胖墩子，满脸横肉，仅凭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几句话就能测试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背。稍有质疑，他就会对你动武，有的胖墩子已经行动迟缓，无法动武，就指着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误判形势，言外之意是，他是这里的老大。
北宋初年，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地方长官权力过大，所以总会派一个通判（行政长官的副手）去监督行政长官。这个通判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跟一把手较劲。所以，当时北宋官员到地方去做长官时，烧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讲道理，有些胆大的会祝福：上任的地方没有通判。
现在，元王朝也有个通判似的达鲁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总给一把手找麻烦。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级别和一把手一样高。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找麻烦不足以让一把手死去活来时，他会拿出行政级别来让一把手必须死去活来。
刘伯温在高安县衙里待了才一个月，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体制太操蛋了。应该办成的事永远都办不成，能办成的事就是达鲁花赤要办的事。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伯温受到了辩证法的困扰。辩证法认为，你越是以为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你越是想办成事，就越是办不成。辩证法为什么发挥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有个白痴般的达鲁花赤。
多年以后，刘伯温用一个寓言对元朝的这一用人法则进行过嘲讽。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马。伯乐的后人告诉他，这是匹千里马，赶紧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给你好处。主人公屁颠屁颠地把马牵到政府，一位肥佬出来，观察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定说：“像是千里马，是吧？”主人公正等着拿赏赐，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个几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却说：“不过，这马的户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进入皇宫马圈。”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赏赐，那匹千里马还被扔到皇宫外的马圈，每天拉京城里的粪桶。
刘伯温回想往事，认为在高安的那段时间，自己就是一匹货真价实的拉粪桶的千里马。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着县长大人的面感叹世事多艰，怀才难遇。县长大人也当着他的面抱怨起来，说自己其实也是怀才不遇。刘伯温看到脑满肠肥的县长都敢感叹怀才不遇，心里顿时就翻江倒海起来。
县长大人对他说：“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为难。你混，时间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没有烦恼伴随。如果你不想混，光阴还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烦恼。人有太多的烦恼，就会生病。”
刘伯温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不去实践，那对《官箴》太不公平了。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为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气，就是进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