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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什么都没有，算上他，才十八个人，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扁担。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只能肩挑东西。
无疑，张士诚革命，就是闭着眼向黑暗的深渊里纵身一跳。但他的十七个同伙都认为值得一跳。张士诚又说：“这事儿可比贩卖私盐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捆在一起，生死与共。”这些人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士诚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们歃血为盟，在一个没有月光、只有点点星光的夜晚悄悄摸进了盐警警长的家，十八条扁担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长和他的家人，半个时辰后，这一家子就被扁担送进了阴曹地府。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张士诚惊喜得浑身冒汗。他们又趁热打铁，拎着十八条扁担冲进了当地的几家富户，如法炮制，把那些富户也用扁担拍死，然后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穷苦人，接着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净。
这种用别人的生命和钱财为自己赢取人心的举动，又称为劫富济贫。张士诚在劫富济贫的现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你们应得的，但还是太少。还有一些你们应得的，就在前方。”
如他所愿，好多穷苦人立即发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寻找属于他们的东西。张士诚扔了扁担，拿起武器，开始招兵买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张士诚的革命军就有了一万多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张士诚纵身向深渊里一跳，跳出了成功。从张士诚革命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生哲理：有时候，创造奇迹必须要胆大。但张士诚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比如就在张士诚革命的同时，江西有个叫李九的，也被当时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的发家史所激励，所以召集了几个平时的好兄弟，准备晚上攻击“甲主”，然后封官拜爵，过过皇帝瘾。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张士诚那样的好运气，晚上冲进“甲主”的家时，“甲主”正和警察部门的人喝酒，结果十几个人当场就见了阎王。
所以说，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千万要小心，因为时机是随时都在变的，一厢情愿地借鉴，那就是刻舟求剑。
张士诚没有借鉴过任何前辈革命家的成功经验，他是个稳健、从不肯投机取巧的人。在张士诚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一顿是免费的午餐。想要得到午餐，必须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地走自己的路，别人怎么看，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士诚具有担任领袖的天赋。
张士诚的稳健作风很快就得到丰厚的利润，1353年阴历三月，张士诚集结三万人，对泰州城完成包围后，猛攻三昼夜，拿下了泰州。这是一次震天动地的胜利，让元政府手忙脚乱。元政府马上把对付方国珍的招数拿来对付张士诚，派出高邮行政长官李齐前往说服教育，期盼张士诚能和方国珍一样改邪归正。
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什么都没有，算上他，才十八个人，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扁担。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只能肩挑东西。
无疑，张士诚革命，就是闭着眼向黑暗的深渊里纵身一跳。但他的十七个同伙都认为值得一跳。张士诚又说：“这事儿可比贩卖私盐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捆在一起，生死与共。”这些人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士诚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们歃血为盟，在一个没有月光、只有点点星光的夜晚悄悄摸进了盐警警长的家，十八条扁担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长和他的家人，半个时辰后，这一家子就被扁担送进了阴曹地府。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张士诚惊喜得浑身冒汗。他们又趁热打铁，拎着十八条扁担冲进了当地的几家富户，如法炮制，把那些富户也用扁担拍死，然后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穷苦人，接着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净。
这种用别人的生命和钱财为自己赢取人心的举动，又称为劫富济贫。张士诚在劫富济贫的现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你们应得的，但还是太少。还有一些你们应得的，就在前方。”
如他所愿，好多穷苦人立即发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寻找属于他们的东西。张士诚扔了扁担，拿起武器，开始招兵买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张士诚的革命军就有了一万多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张士诚纵身向深渊里一跳，跳出了成功。从张士诚革命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生哲理：有时候，创造奇迹必须要胆大。但张士诚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比如就在张士诚革命的同时，江西有个叫李九的，也被当时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的发家史所激励，所以召集了几个平时的好兄弟，准备晚上攻击“甲主”，然后封官拜爵，过过皇帝瘾。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张士诚那样的好运气，晚上冲进“甲主”的家时，“甲主”正和警察部门的人喝酒，结果十几个人当场就见了阎王。
所以说，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千万要小心，因为时机是随时都在变的，一厢情愿地借鉴，那就是刻舟求剑。
张士诚没有借鉴过任何前辈革命家的成功经验，他是个稳健、从不肯投机取巧的人。在张士诚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一顿是免费的午餐。想要得到午餐，必须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地走自己的路，别人怎么看，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士诚具有担任领袖的天赋。
张士诚的稳健作风很快就得到丰厚的利润，1353年阴历三月，张士诚集结三万人，对泰州城完成包围后，猛攻三昼夜，拿下了泰州。这是一次震天动地的胜利，让元政府手忙脚乱。元政府马上把对付方国珍的招数拿来对付张士诚，派出高邮行政长官李齐前往说服教育，期盼张士诚能和方国珍一样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