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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等她说完，“砰”把门关上，顶住门。
“危险的开端……”保尔说，“你让什么样的人待在身旁？这会落到怎样一个结局。”
杜巴瓦显然不想往下谈，他提高嗓门吼叫：
“连我想同谁睡觉你也管？我听厌了这种说教！你从哪里来就滚到哪里去！你尽管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酗酒，又玩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杜巴瓦，你赶走这个女人吧，我要最后一次跟你长谈……”
杜巴瓦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转身，走到房间里去了。
“哼，坏蛋！”保尔压低了嗓音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的时光就
这么过去了。一天天，一月月，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迅速变化着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它让似乎单调乏味的日子充满着崭新的内容。伟大的一亿六千万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这世上成了辽阔疆土的无穷宝藏的主人。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他们紧张、勇敢地劳动着。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就在不久之前还死气沉沉、不堪入目的废弃工厂，现在人们能看得见烟囱在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时光如矢，日月如梭。他不会慢吞吞地打发日子，也不会懒洋洋地迎接晨曦，更不会在十点钟准时睡觉。一方面，他自己争分夺秒，另一方面也督促别人。
每当深夜，人们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还亮着，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在睡觉上。屋里有几个人在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他们在两年里学完《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搞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忽然，拉兹瓦利欣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是省委派他来的，并建议他当某个区的区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在外地出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去了。后来保尔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未置可否。
一个月之后，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突击视察。他没发现多少问题，但已经有一些事实不容置疑：拉兹瓦利欣酗酒，拉帮结派，排挤一些作风正派的年轻干部。当保尔在会上介绍完这些情况后，大部分人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但保尔出人意料地指出：
“开除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入团。”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原来他就是学生中的渣滓。已经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他仍然混在革命队伍里胡作非为。”保尔列举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种种劣迹。
“对柯察金的责难，我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公报私仇。要陷害我的人多得是，必须有真凭实据。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要是我也无中生有说他从事走私活动，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被开除呢？不成，让他拿出真凭实据来！”拉兹瓦利欣无赖似地嚷嚷。
“我会拿出证据的，等着瞧吧！”保尔回敬道。
拉兹瓦利欣走了出去。半个小时后，委员会在保尔的推动下通过决议：“开除异类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纷纷外出度假。体质稍差的去海滨。大家都希望这个季节轮到自己休假。保尔为大伙儿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并送他们去休养。出发前他们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但心情很好。保尔承担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于是他愈加努力地工作，宛如一匹驯服的老马拉着大车爬陡坡。一批批同志回来了，皮肤黝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接着，又走掉另一批。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但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就这样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一天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憎恶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使他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楚。
今年，他特别盼望夏季快些到来。他觉得很不好受，甚至不得不暗暗叫苦，因为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残废，担任不了繁重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无法工作。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担任地区卫生处处长的巴尔捷利克是位担任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他走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气色不太好。去医务委员会检察过吗？身体怎样？八成没去吧？我大概记不太清楚了。朋友，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因为工作太忙，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但巴尔捷利克可没忘，好说歹说把他劝了去。医生在那儿为保尔作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作为神经病理学家参加了检查工作。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决定，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做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还有一大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安在结论之前。但保尔只从中意识到一点，问题主要不出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害。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但保尔自己建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再走，因为他担心团委的工作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一点，但大家还是同意了。
还有三个星期，保尔将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休假。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证件。
保尔在这些天里加紧工作。他主持召开地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辞辛劳地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放心离开。
保尔将要去休养，去看看他从来没见过的大海。刚巧在走之前，他意外地碰到了一桩既荒唐又可恨的事件。
下班之后，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开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当他进来时，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没多久，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是谁，但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是法伊洛，他是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这人高高的个子，长得挺帅气，有一种军人的风度。保尔曾不止一次听人说他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穷追不舍。
法伊洛曾经在游击队里，他逢人就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一天能砍下十多颗。但保尔看他挺不顺眼的。有一次，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法伊洛许诺和她结婚，谁知同居了一周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竭力否认。但那女孩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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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等她说完，“砰”把门关上，顶住门。
“危险的开端……”保尔说，“你让什么样的人待在身旁？这会落到怎样一个结局。”
杜巴瓦显然不想往下谈，他提高嗓门吼叫：
“连我想同谁睡觉你也管？我听厌了这种说教！你从哪里来就滚到哪里去！你尽管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酗酒，又玩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杜巴瓦，你赶走这个女人吧，我要最后一次跟你长谈……”
杜巴瓦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一转身，走到房间里去了。
“哼，坏蛋！”保尔压低了嗓音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的时光就
这么过去了。一天天，一月月，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迅速变化着的是五彩斑斓的生活，它让似乎单调乏味的日子充满着崭新的内容。伟大的一亿六千万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这世上成了辽阔疆土的无穷宝藏的主人。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他们紧张、勇敢地劳动着。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就在不久之前还死气沉沉、不堪入目的废弃工厂，现在人们能看得见烟囱在冒烟了。
保尔觉得，这两年时光如矢，日月如梭。他不会慢吞吞地打发日子，也不会懒洋洋地迎接晨曦，更不会在十点钟准时睡觉。一方面，他自己争分夺秒，另一方面也督促别人。
每当深夜，人们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还亮着，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在睡觉上。屋里有几个人在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他们在两年里学完《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搞清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忽然，拉兹瓦利欣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是省委派他来的，并建议他当某个区的区团委书记。当时保尔正在外地出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去了。后来保尔回来知道了这件事，但他未置可否。
一个月之后，保尔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突击视察。他没发现多少问题，但已经有一些事实不容置疑：拉兹瓦利欣酗酒，拉帮结派，排挤一些作风正派的年轻干部。当保尔在会上介绍完这些情况后，大部分人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但保尔出人意料地指出：
“开除他，并且不允许他再入团。”
“一定要开除这个坏蛋。原来他就是学生中的渣滓。已经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但他仍然混在革命队伍里胡作非为。”保尔列举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种种劣迹。
“对柯察金的责难，我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公报私仇。要陷害我的人多得是，必须有真凭实据。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要是我也无中生有说他从事走私活动，那他是不是也应该被开除呢？不成，让他拿出真凭实据来！”拉兹瓦利欣无赖似地嚷嚷。
“我会拿出证据的，等着瞧吧！”保尔回敬道。
拉兹瓦利欣走了出去。半个小时后，委员会在保尔的推动下通过决议：“开除异类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纷纷外出度假。体质稍差的去海滨。大家都希望这个季节轮到自己休假。保尔为大伙儿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并送他们去休养。出发前他们脸色苍白，形容枯槁，但心情很好。保尔承担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于是他愈加努力地工作，宛如一匹驯服的老马拉着大车爬陡坡。一批批同志回来了，皮肤黝黑，神采奕奕，充满活力。接着，又走掉另一批。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但工作却不能停顿。保尔就这样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一天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憎恶秋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使他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楚。
今年，他特别盼望夏季快些到来。他觉得很不好受，甚至不得不暗暗叫苦，因为他的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自己残废，担任不了繁重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无法工作。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担任地区卫生处处长的巴尔捷利克是位担任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他走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气色不太好。去医务委员会检察过吗？身体怎样？八成没去吧？我大概记不太清楚了。朋友，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来吧！”
因为工作太忙，保尔没去医务委员会。但巴尔捷利克可没忘，好说歹说把他劝了去。医生在那儿为保尔作了全面认真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作为神经病理学家参加了检查工作。结论如下：
“医务委员会决定，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做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还有一大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安在结论之前。但保尔只从中意识到一点，问题主要不出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害。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党委会讨论，没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但保尔自己建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再走，因为他担心团委的工作陷入青黄不接的状态。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这一点，但大家还是同意了。
还有三个星期，保尔将得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休假。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放着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证件。
保尔在这些天里加紧工作。他主持召开地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辞辛劳地把一切安排妥当，以便放心离开。
保尔将要去休养，去看看他从来没见过的大海。刚巧在走之前，他意外地碰到了一桩既荒唐又可恨的事件。
下班之后，保尔走进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开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当他进来时，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没多久，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是谁，但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是法伊洛，他是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这人高高的个子，长得挺帅气，有一种军人的风度。保尔曾不止一次听人说他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穷追不舍。
法伊洛曾经在游击队里，他逢人就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一天能砍下十多颗。但保尔看他挺不顺眼的。有一次，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法伊洛许诺和她结婚，谁知同居了一周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竭力否认。但那女孩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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